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

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源於清朝末年，其间，曾颁布过《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大清著作权律）等，这些法律因清王朝的覆灭而未能充分实施。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制定了一些知识产权法律．也因政局动荡未能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後，     

混合法的制度设计:"法律"与"法官"的折中

以今人的分析方式对中国古代法律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律兼有大陆法系的"制定法"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不容置疑,但律文的简明扼要又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造法"留有充分的空间.这种"制定"与"判例"并重的混合特征,使中国古代法律样式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法官在法律体系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法律与法官的折中正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社会混合法体系所具有的特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在中国产生影响、得到发展的外来哲学，而没有转化为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中国的哲学”的一个有力证明。     

论元杂剧悲剧的中和之美

元杂剧悲剧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中“中和”的审美特征。在保持悲剧冲突的严肃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以喜衬悲,寓哭于笑,情节结构形成悲喜交集、苦乐相间的格局,使审美感情保持在参差统一的中和状态中;以象征性的圆合模式,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之后,象征性地加上一条“亮色的尾巴”,减轻或抑制人们精神上的恐惧和极度哀伤,使悲剧结局带有审美感情上的中和性。达到儒家诗教所倡导的“哀而不伤”的悲剧效果。     

关于盗窃市政公共设施行为的刑法规则探析

盗窃市政公共设施,足以使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不特定车辆的安全处于危险状态,其行为已触犯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市政部门建议应当使用法律制裁手段,特别是用比较严厉的刑罚来预防和惩治盗窃市政公共设施的行为,以此来维护市政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行,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关于“应当”一词的立法建议

在立法表达中,存在许多用来联结法律规范各个组成部分的虚词,如"可以"、"必须"、"不得"、"应当"等,这其中"应当"是用的最多的.然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关于如上虚词研究的忽视,使得我国当前立法中存在一些对虚词使用不当的情形.因此,如何在今后的立法中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就成为了学界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通向权利之路：汉语“民律”至“民法”的转化

对于民法性质的界定,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关于"民法"语源之探讨,虽有所涉及,但仍显不足.本文即较为详尽地梳理了汉语"民法"在近代的缘起,尤其指出了"民律"至"民法"转化的过程及蕴意.     

唐律“十恶”一词的佛教渊源

"十恶"是隋《开皇律》确立的一个专用法律名词,法史学界一直以来重视对"十恶"内容、罪名沿革等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十恶"语词的由来,除少数学者有论及外,尚未有深入的分析。实质固然重要,但名称也不可忽视。十恶原是佛教名词,后来进入律典成为法律名词,因此对隋唐律典"十恶"语词来源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对隋唐律典的影响。     

中华法系的原生形态、发展轨迹和基本特征

古史传说时代的东夷民族,不仅发明了最初的法律制度,还酿造了丰富的法律观念,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原生形态。中华法系自西周至唐代基本形成。西周法律的总体精神是礼而宏观样式是判例法。战国秦朝确立了集权政体和“成文法”同时开始将礼局部成文法化。汉代开始了儒法互补、礼法结合并初建“混合法”样式。《唐律疏议》标志着成文法对礼的全面吸收以及律与例的结合。这标志着中华法系发展到巅峰。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是伦理主义精神和成文法与判例、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相结合的“混合法”。     

中国古代礼法的法律文化

正法律作为人们制度选择的结果之一,从来都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状况的简单反映。它具有双重属性,即客观与主观、反映与创造。中国古代法律史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刑法史。因此,法律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也即是中国古代刑法史所具有的属性之一。因此,我们如果要论述中国古代礼法结合这个现象的产生,就不得不谈一谈家与国、兵与刑以及法家与儒家之间的儒法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