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危机看服务型政府

在公共危机状态下,人们希冀政府的帮助,当政府积极作为时此呼声却更强烈.因为此种政府行为的确是公民在困难情境中的"双刃剑".服务型政府的服务职能的界限是不能以服务的积极行为为借口干涉公民私权的,服务方式不是强制地要公民被动地接受,政府服务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强调服务型政府的民本思想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宗旨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的政府策略

转型时期,我国突发性危机事件频发,危机涉及领域广泛,对抗性和危害性加大。政府在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时,应着眼于建立科学合理的机制和制度,并采取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尽可能消除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     

重大体育事件突发性公共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城市重大体育事件是指以租用、借用或者以其他形式临时占用公共场所,面向社会公众举办,单次参加人员在10000人以上的群体性活动,包括体育比赛、体育展览展销以及含有竞技色彩的民俗活动等。在重大体育事件过程中,突发性公共安全危害可分为群体械斗事件、拥挤践踏事故两类。重大体育事件对地方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已成为我国各地政府的共识,但随着规模扩大和场次的增加,其安全保卫难度也随之提高。对重大体育事件安全保障战略和路径设计是: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非营利性组织为联盟的安全保障主体;构建灵活有效的危机安全防范体系;加强公众安全防范教育;注意体育场馆、公共场所的细节设计。     

打造“信用福建”

远景：一辆长途班车在一个路边小站停下。乘客排队上车。中景：小贩们提着甘蔗、水果、矿泉水在车窗前叫卖。     

政治设计与政治证明--政治合法性证明的两种理论方式

政治设计与政治证明是西方政治哲学对政治合法性证明的两种理论方式.古典政治哲学以政治设计为主,现代政治哲学以政治证明为主.政治设计表达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是对政治合法性的间接性证明;政治证明表达对政治理念的确认,是对政治合法性的直接证明.政治设计以道德哲学为基础,实质是目的论证明;政治证明以契约论为代表,实质是程序证明.两种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显隐交互运用,把政治证明作为政治哲学的本质凸显为时代特征.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述评及现实思考

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发展。“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向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哈氏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价值的崭新定位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价值定位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从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对发展价值做出的科学定位。这无论从物质基础、文化基础,还是从群众基础来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建国初期党的合法性基础与民主党派

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建国初期党在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与实践活动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有效整合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利益认同,拓展了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了执政基础。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 ,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 ,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     

略论中国入世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的重构

中国入世将对现行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重新予以审视,并在结合WTO规则对司法审查要求的基础上,对其予以补充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