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旨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非一个悬设的概念或虚幻的理念,它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和鲜明的实践旨向。纵观近几年习近平所提出和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层面基本围绕着建设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和维护国际秩序三个层面来考量。世界和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要目标和价值诉求,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走共同发展之路,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维系共同体生活的坚实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石。推动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构筑并维护国际秩序的和谐有序,促使人类走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终实践旨归。     

“萨德入韩”与东北亚的“安全困境”:基于新现实主义的分析

当前东北亚地区扑朔迷离的形势可视为朝鲜核试验、萨德入韩以及美国的"亚洲回归"政策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美国的"亚洲回归"以及转而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其旨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进行"战略封锁"。在此背景下,朝鲜核试验(第四、五次)、朝鲜频繁的导弹试射、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等破坏了东北亚既存的和平共处和战略均衡局面,大有使韩美日和朝中俄回归到"冷战式对立"之势,东北亚可能再现"新冷战"格局,地区"安全困境"也将日趋严峻。本文认为,美国积极推进"萨德入韩"的根本动因在于:一方面向日益紧密的中韩关系打入楔子,另一方面要实现对中俄的战略遏制。韩国同意部署萨德本身,一方面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明显的战略误判。"萨德入韩"使得半岛局势急转直下的同时,也使得半岛成为东北亚各国回归传统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中国之所以对韩国同意部署萨德的行为产生怀疑并敏感的反应,原因在于萨德系统不能有效应对朝鲜的攻击,而是为了弥补美国应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MD)的缺口。从这种意义上说,部署萨德的负面影响将日益凸显:一是它并不能减少朝鲜的安全威胁,反而有可能刺激朝鲜而使得韩国更加不安全;二是中韩关系将因此严重受损,两国政治、经济、人文交流与合作必将受到冲击;三是东北亚地区将可能再次回归到两极对立状态,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将日益深化。     

“和平民主新阶段”思想探因

“和平民主新阶段”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时局的一种乐观判断。虽然这一设想没能实现，但是其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不仅表明了其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间势力之间的联合提供了基础和努力方向。     

历史真相不容否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达成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的共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由此开启,中日关系才有了40年的巨大发展,东亚地区才有了40年的稳定与安宁。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有史为凭、有法为据。     

党委会开进村里 问题解决在一线——歙县积极探索群众工作新方式

"再过几天,这条路就要开通了,以后骑个电瓶车到和平村办事就十来分钟,上屯溪买东西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在安徽省歙县绍濂乡和平村驼岗自然村,正忙着畚土的村民代表江文树,边擦汗边兴奋地对身旁的人说:"没想到代表村民的提议,真的解决了!"     

合纵连横创新局

马英九胜选连任，蔡英文落败辞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潮已经不可逆转，“九二共识”成为台湾民意试金石。中国大陆和平发展战略决策及一系列相关措施，显示了巨大力量，经受了严峻考验。海外民间团体和同胞，尽心竭力支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了良性影响，经受了大考。     

从抗战历史中汲取前行

9月3日,我国隆重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并首次举行胜利日大阅兵.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和感受,也在不断深化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一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段光辉的历史中,蕴藏着深厚的力量.     

建立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可行性研究——从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说起

加强裁决的一致性是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主要和直接的价值,是考察是否以及如何建立上诉机制的出发点。上诉机制可以在一致性的基础上保证裁决的准确性,进而缓解人们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质疑。"一裁终局"并非上诉机制面临的真正障碍,但效率应该予以兼顾。妨碍上诉机制实现的是当前双边投资条约体系。以在实现加强裁决一致性功能与适应双边投资条约体系之间寻求平衡为指导思想,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多边常设上诉机构以及负责法律审查的可选上诉程序具备可行性。我国可在中美双边投资条约中接受有关多边上诉机制的规定,并适时积极推动该机制的设立。     

大爱无疆——追记山东省聊城市国际和平医院名誉院长牧琳爱

“我是美国人，但我有一颗中国心。是黄河养育了这里的人民，也养育过我，我的根在这里……”——牧琳爱     

菲律宾领土“条约界限”在中菲南海领土争端上的地位和证明价值

1898-1930年间,美国通过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和《华盛顿条约》,与英国签署《美英条约》,明确界定了美治菲律宾的领土界限,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不位于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才提出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依据和证据,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部分岛礁,并直到1997年才对黄岩岛提出领土要求.根据国际判例和条约解释的国际法,综观中菲双方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三项条约及其所确立的菲律宾领土界限在判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上不具有直接创设条约权源的作用,但它们在证明美国和菲律宾在1898年及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对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延岛群”提出领土要求、未针对我国明确的主权宣示行为提出对抗性主权主张等关键事实上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