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至善之路之再次探析

在自然界充斥着复杂性同时,人类社会已经变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对世界的探索,认知,非天灾的避免。社会中资本流动、经济建设都涉及大量的数字建立的模型,把人类所掌握的已知条件放进建立的模型当中,用模型来推演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哪一点取舍,进而取得社会的善和个人的善,从大气、金融、通信等领域对利用数学工具取得善进行剖析,力求达到对数量与善进一步认识的目的。     

香港赤柱监狱见闻

在赴港澳进行交流研讨时,笔者走访了坐落于港岛东南一隅的一座隐隐矗立于绿树丛中的古堡式建筑——香港岛赤柱东头湾道99号的赤柱监狱,撩开了这座国际现代化监狱与社会隔离的"特殊世界"的神秘面纱。     

论道德起源和目的

道德与法一样,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对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或恶;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如社会的崩溃）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如社会的存在发展）,因而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恶。美德与道德一样,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对拥有美德的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或恶;但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却能够使拥有美德的人防止更大的害或恶（如身败名裂）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如安身立命）,因而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恶。所以,道德的起源与目的不可能是自律的,不可能是为了道德自身、为了完善每个人的品德;而只能是他律的,只能是为了道德和美德之外的他物：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和幸福。     

王船山“命日受则性日生”关涉的几个命题

"继善成性"论的提出,既是对"天命之谓性"之合理性的肯定,又是对"习与性成"之必要性的诉求。在此基础上,王船山破天荒地提出了"命日受则性日生",该命题是对历史上人性论问题的正本清源和反本开新之论,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政治行动的数据科学：基于政治正义论的考察

随着数据量的急剧增加,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据伦理风险日益凸显。尽管数据伦理原则和数据伦理指导框架能够帮助数据科学家反思其研究工作对个人、团体和社会产生的持续影响,但这些原则不足为数据科学提供避免社会危害、促进社会正义的范式。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对数据科学技术的三个争议进行剖析后发现数据科学家已经成为参与社会规范性建设的政治行动者。因此,数字时代的数据科学困境需要超越的“四个阶段”,进而提出数字正义的实现需要对数据进行正义性的规制与承诺,同时重视数据评估工具的智能化赋能,构建技术与人文的良性互动,引导“技术治理”向“技术善治”的转型,最终实现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平等性发展。     

西方共和主义法学思潮与中国宪政图景的理论互动

西方共和主义蕴涵了丰富的究政思想，为当代中国宪政图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共和主义主张通过分权制衡的权力架构来确立和保障公共利益，并通过公共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强调和平、文明、稳健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而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形成了内在的联系。建构当代中国的宪政理论，推进中国的宪政化进程，应该着力借鉴与吸纳共和精神中的和谐均衡理念。     

人性、人格与法制建设——法律伦理学的视野

将哲学伦理学分析模式与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在具体分析作为法治前提的人性恶论的逻辑悖论基础之上,指出人性恶论与人性善论的共同理论任务在于寻求法律规范现实化的人格支撑,现代社会的人格完善以法制本身的建设与完善为前提。     

马克思史前社会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探讨马克思史前社会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缘起之内在关系。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规范性特征，反映出儒家美学思想不自觉地吻合了人类生存的天性，后来予以有意识地提炼和发展，则在客观上强化了这种天性，培植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性格；善的本体的原初确立盖出于财产，人类社会只有经过“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两大阶段之后，美才可以永远摆脱财富及其派生的种种观念的羁绊；中国古典美学相济互补的儒道美学体系，植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植根于东方社会农村公社的二重性。     

论公司董事的义务

为预防和减少董事滥用经营管理权,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各国公司法均规定了董事对公司和中小股东的义务。董事的义务包括善管义务和忠实义务。但我国《公司法》在董事义务规定上过于原则,在程序上缺乏操作性,需进一步完善。     

日本股份公司董事义务初探

日本股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及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组成。股东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与执行机构,监事会则专司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督职能。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日本现代股份公司股东大会的形式化成为必然,相应地董事及董事会则成为掌握公司大权的新贵。资本家便退居幕后,而由作为经营者的董事站到了前台。经营着巨大股份公司、起支配作用的是经营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20世纪是大企业经营者的时代。日本学者西山忠范称之为“经营者专政”。21世纪这种趋向只能是愈演愈烈。而日本公司相互持股制度,在公司内部又形成了一种彼此信任却互不追究责任的制度,更是导致了董事的无责任化经营。绝对的权力衍生绝对的腐败。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中发生的系列丑闻,经营者们就曾受到社会的责难。日本商法不断完善、强化公司董事义务,就在于对董事的权力进行制衡,约束所谓的“经营者暴行”,制止董事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司、股东及公司第三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