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

董事责任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公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立法对董事义务体系规定不完善,董事对公司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规定也不全面。为此,应当加重损害赔偿责任在董事民事责任中的分量,拓宽董事应负赔偿责任的范围,在立法上要注意公司法与其他法律规定的相互衔接,在责任承担的具体规定上应区分对待,体现公平。     

冗余的软法

<正>大约两个半世纪前,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强烈呼吁重视法律的二元性的特性。他指出善与恶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灰色梯度,并且"彼此不易觉察地相互渗透",但是在涉及法律时,他却摒弃了这一见解:"……无疑权利、义务、所有权是不承认这种细微的渐变梯度的,一个人要么拥有完整的、全部的所有权,要么就根本没有;他要么完全负有为某种行为的义务,要么就不负任何义务。"①他进一步主张,"生活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脉络分析

中国近代以求善治为变革鹄的。对善治的理解和良善制度的建构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国情,即治之理与国之势必须统一。为实现富强济世,变法为国人眼中之公理,亦为必然之势。求变虽为共识,对治之理、国之势理解和认知上的迥异导致了各派在富强与民权的价值位阶、变革手段以及制度建构上严重分歧。     

“性本善”的全新阐释

之所以人性善恶不易破解,皆因通常都局限于个人看人性。而人性之人首先指代乃人类而非个人,人性所指也应是人类特有之属性。虽然孟子"性善说"已发现人性善之真相,但对其内在机理却未能充分阐明,这使得近代以来西方之个人主义思想对以其为主流之中华文化产生重大冲击。当摆脱通过个人利己或利他看人性的思维定势,以跨越利己和利他之利人类来认识人性,便可通过人类利益的认识,看清人性善的本质,从而为复兴中华文化找到足够理论依据。     

康德道德善恶观探究

康德在"自由本性"的基础上,从自由意志、道德律令出发,指出善恶概念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头脑中理性的先验假设,也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感性经验材料,而是存在于道德法则之中并由道德法则所决定的。因此,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对道德律令的遵守和服从就是道德上的善;反之,如果违反了道德律令便是道德上的恶。康德并没有直接论述道德善恶,而是从逻辑可能性、实然和应然三个层次出发对道德善恶观进行了阐释。康德提出的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禀赋"和"趋恶的倾向"的道德善恶观彰显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也体现了人类道德发展的光明前途。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哲学的基础,也是一切人文科学,包括法学的理论根基,随着刑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研究的触须必须要伸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问题,即对司法权的限制与对人权的保障,构成了罪刑法定的人性基础。     

论幸福的人性基础及其政制前提

幸福是一个派生性范畴,它的内涵取决于人性的预设和政制的性质。从人性"理性—善"视角看,幸福在于德性的完满程度,幸福之人是理性起支配作用、激情和欲望受到德性节制之人。从人性"欲望—恶"的视角观之,幸福是个体的感觉和状态,是欲望的满足和激情的绽放。然而,单论幸福观的人性基础尚不足够,幸福的含义还有赖于政体的本性及其教诲。与古人生活在自然的第一洞穴相比,现代人生活在诸种幻象建构的第二洞穴之中。因此,政治哲学的反思就要拆解古今的法—权之变(自然法—自然权利转换),评判幸福内容的主—客之变(客观性—主观性转变),进而为获得幸福的真理性见解扫清地平。     

以社区为基础的公益性善捐模式探究

以社区为基础的公益性善捐模式是将政府管理公益性善捐事业的权力下放到社区,政府只对社区善捐活动进行引导、支持、监督,保障善捐活动的高效率运作,社区通过建立社区基金会,在公益性善捐事业中承担起组织、宣传、落实的职责,使善捐机制更加合理,进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追求社会之善的方法试析

善是文明与存在永恒追求主体,善不仅仅是个人,也是社会的。一代代哲学家科学家对其孜孜以求,从古希腊的数学思想,到古代中国周易中的数数理论,充斥着先哲对"善"的探索。但其不成体系的预测与一厢情愿的解读,都不能从根本上把握对世界自然的认识,他们追寻的方式不妥,却给我们带来弥足珍贵的启发。伴随现代科学的发展,数量方法对社会科学的作用越来越大,借助数学工具可以寻找社会的善。     

“善”和“幸福”的伦理价值——读《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的思考

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追求,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话题。善和幸福是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探讨了什么是善和幸福。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的今天,全面认知善和幸福,用理性的思想指导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