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区——“两化两制”推进基层党建

西夏区建立“两化两制”项目推进机制,以实施党建项目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目标任务“项目化”。2013年重点实施29个重点党建项目,共争取和配套补助资金76．5万元。区委组织部向各项目实施单位下达了项目任务书,并按照项目补助资金的30％,拨付项目启动经费。推进项目“数字化”。各项目实施主体都建立项目管理和推进台账,对项目目标、要求、责任人、完成时限、推进情况等登记造册,建立项目完成情况的百分考核制。对标找羞“问责制”。     

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基于Divisia分解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比较了世界七大地理板块国家碳排放强度演变趋势的特征,并运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将碳排放强度分解为能耗强度、能源碳排放、能源结构等几方面,并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在大部分地区呈现出递减趋势,特别是北美洲、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板块的降低趋势明显,碳排放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能耗强度的影响;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具有高而降低快的特点,需重点从能耗强度与能源结构方面入手,以实现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中国海洋渔业产业安全评价分析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选取海洋渔业产业竞争力、控制力和对外依存度3个一级指标及1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我国海洋渔业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海洋渔业产业安全度进行了测算,安全度评价值为62.97,表明我国海洋渔业产业处于基本安全的状态。提升我国海洋渔业产业安全水平,促进我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应对海洋渔业产业内部三产结构进行调整,构建中介平台,适度引进外来资金和技术。     

北京市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因素分解实证研究

定量分析和测算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从目前中国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及动向看,还没有研究针对北京的碳排放因素进行定量分解,使得北京低碳城市建设难以制定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好、可考核性高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本文基于1999-2008年时间系列的统计数据,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对北京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因素进行定量分解,定量测算了北京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得出经济发展是北京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能源效率是北京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能源结构对减少北京人均碳排放量贡献力不大的结论.     

我国草根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云南省草根NPO为例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组织由于外部原因和自身局限面临着发展困境。本文尝试构建一套八维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立足于云南省草根非营利组织的调查资料,验证了该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并根据最终的绩效评价结果,对我国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相关政策性建议。     

“分总分”并案侦查模式的局限性及其完善

并案侦查作为应对刑事犯罪新情况、新特点的有效侦查措施,已为人熟知。着眼于宏观,以"分总分"并案侦查模式这一整体概念贯穿始终,以一种长远的战略性思维予以概论,并针对这一模式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继而对这一模式的运行进行具体构建。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中国自上而下政策变化及其规律探寻

治理需要政策,善治离不开对政策变化及其规律的探寻。“统—总—分”政策结构对中国自上而下政策变化及其规律产生规定性和约束力,这个政策结构来自中国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党中央、中央政府、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别扮演“统”“总”“分”角色,在政策主体和层级上产生元政策、总政策和子政策三种政策类型,按照“有/无”程度可划分出八种政策组合。作为“统—总—分”政策结构的完全形态,“有统有总有分”政策变化坚持以顶层设计为主、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政策风格,其政策领域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符合权力体系和发展需求之间的绝对一致性,体现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     

基于SWOT分析法的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开放研究

随着博物馆向社会工作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久居深闺"的图书资料室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运用SWOT分析法,从优势、劣势、机会、挑战四个维度分析博物馆图书室开放的可行性,提出了几点做好开放工作的建议.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