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依托——民法典的价值彰显与制度修为

民法典是法治中国时代的权利法典.民法典作为一部规范民事主体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百科全书,其所蕴含权利张扬与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贯穿始终.民法典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效张扬与集中彰显,也是法治中国时代最为正式的、体系化的权利保障百科全书.民法典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技术依托,更是助力人民法院精准司法、公正司法的裁判素材宝库.鉴于民法典一以贯之的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与思想内核,唯有获取全面领会民法典蕴含的法思想、积极培植针对民法典的法感情、熟练运用法技术准确适用民法典等三把金钥匙,才能开启民法典规范与制度宝库的大门,激活民法典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修为.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创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要战略思想,系统总结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的历史经验,提炼升华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果,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为脱贫攻坚注入强大思想动力。"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中国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     

见证民主进程 感受制度魅力——写在全国人大“一法一规则”修改决定通过之际

3月11日下午,新修改的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以下简称"一法一规则")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两部法律施行三十多年来的首次修改。与民法典这样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法律不同,"一法一规则"似乎并不算"热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反垄断监管,规范发展线上经济

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举报,在前期核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这是我国在互联网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业秩序、促进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线上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线上经济凭借数据、技术、资本优势呈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趋势,市场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关于平台垄断问题的反映和举报日益增加,显示线上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风险和隐患。     

实施村庄再生计划

目前的"空心村"并非都是未来的"空心村",并非没有发展前景。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这些村庄有可能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研统计分析,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本市部分村庄人口出现收缩,在一些山区乡村,有条件的家庭举家迁入城镇,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     

社队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变化:1958—1978

1958-1978年,社队企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其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资金筹集从无偿平调到劳动积累,机械设备从因陋就简到修废利旧,原材料获取从就地取材到购买城市边角废料或依靠城市工业以来料加工,生产技术从靠农村土法到聘请城市技术人员并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劳动力从行政抽调到多样化社会招聘等。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在于,社队企业具有企业自主权,我国计划经济的"漏洞"衍生了市场空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交流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保险法理论新范式——以保险人作为私人监管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提出以及论证的命题"保险人可以作为支持和补充政府治理/监管风险的私人监管者"与国内目前主流的保险法研究范式——合同和监管两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意图藉此探索保险法理论的新范式,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保险法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挑战。风险保障专业化、损害赔偿社会化和治理手段市场化的性质使保险成为构建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的机制。保险人以"治理"(govern/regulate)的方式支持、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对被保险人行为和风险的行政管制。"看不见的手"(商业保险)与"看的见的手"(政府)相互配合与支撑,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应向保险人下放风险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