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规则建设中政府的作用

市场规则是一个由众多内容构成的整体,能否将市场规则建立起来,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缓成败。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有意识地建立市场规则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重大的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可通过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推动市场规则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全球化与我国的国家安全

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国家、民族之间的鸿沟与矛盾,冲击着世界的安全,对我国也不例外。全球化使我国拥有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我国的国家实力将随之不断加强,但也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加大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力度,确保国家的利益已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     

从西方的保释制度看我国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运用

与西方国家的保释制度相比,取保候审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运用率较低.这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又有观念上的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与理解取保候审制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二是借鉴西方的保释制度,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三是建立和完善与取保候审相关的配套制度.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全局性战略性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而执政党的执政活动是一项具有规律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其自身存在着内在本质规定性和必然趋势。在执政过程中统治阶级、执政党、人民群众、社会环境等各个要素之间,以及决策、计划、组织、指导等各个环节之间,有着客观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导执政活动、指导社会实践。可以说,认识执政规律,探索执政规律,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任务。     

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其目的在于强调国家对控制犯罪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从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复.现行<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以被告人现存的财产为限来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原则是明显有缺陷的.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合理状况,我国应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做法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国内实际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应对补偿的条件、对象、程序、数额和方式等加以明确规定.     

民主党派要加强参政议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55年执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提出和确立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一系列新的执政思想和应对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进步.它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在政治生活领域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中央无疑面临着如何加强自身参政议政能力建设和提高参政议政水平的重大课题.     

拓宽“进口”把住“关口”疏通“出口”——福建纺织化纤集团创新国企领导干部任用机制

近年来，福建纺织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能够驾驭企业经济发展大局的领导干部队伍，企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公司曾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先进集体”、“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     

信息时代国家公务员诚信建设探析

所谓国家公务员诚信是指公共行政管理的对象(组织和个人)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及其能力的信任，是国家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国家公务员的诚信道德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国家公务员行政道德的核心、治国安邦的根本。     

中西诚信伦理的主要差异

中国人的诚信之道建立在“原善说”的基础之上，“诚信”思想通行于社会之际，是人之道、社会之道。依人的本性、天的本性，向人、向社会与自然扩展出去，靠上下君臣子民的善行实践而彰显其价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历代思想家均极为重视人格中的诚信问题，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具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儒家对人的发展与人性的完善也极为关注，充分展示与确认人之为人的价值，即追求“成人”。儒家认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仍是世界政治的重心所系,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推动着人类社会政治结构朝全球性方向演进,从而形成国际社会与民族国家在政治影响上的互动.各个民族国家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去,全球性治理和超国家治理的组织正是由各个国家积极参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