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的思考

根据我国现行法规定,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其中集体土地所有权设立初衷是基于土地资源属性与土地特有的保障功能,而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一项能同时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土地所有权法律制度,这也是解决当前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缺陷与弊端的根本措施。于此,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重新定位,以求走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长期困境。     

如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

日本政府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议。国人进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虽动机正确，但也伴随着一些不理智行为。笔者以为，我们应理性抗议，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衰落——以莫桑比克为例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是非洲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先后有6个非洲国家宣称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非洲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宣称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非洲6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措施,使本国经济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非洲科学社会主义"思潮逐渐衰退。     

达赖又想出卖钓鱼岛

11月5日，十四世达赖在日本横滨举行记者会，公然将中国钓鱼岛称作“尖阁列岛”，诬称“中国大陆反日情势高涨”，原因在于“大陆实施反日的极端教育”，“中国大陆社会封闭，加上缺乏资讯，中国许多人仍然将日本人同军国主义连在一起。这也导致在日本将尖阁列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后，中国的反日情绪爆发”。     

制约日本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简

《开罗宣言》作为二战中反法西斯国家重要的国际文件,早在1943年就已经确定要打败日本,将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并使其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而中国的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省管辖,自然也包括在归还中国的领土范围之内。《波茨坦公告》重新确定了《开罗宣言》的宗旨和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对日本的战后处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完全符合当时和战后的国际正义秩序和国际法规则,与强行法和全体国际利益没有违背,具有完全的国际法效力,必须予以遵守。对于日本政府和安倍内阁不断挑衅战后国际秩序,企图推翻战后日本国内和平政治体制及重新武装的做法,中方和国际社会可以从诸多角度加以应对。     

读家

环球热点A中国坚决反对日"国有化"钓鱼岛据日本读卖新闻网报道,9月3日,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国有化"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日本政府考虑以20.5亿日元(约合1.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3个岛屿,并争取9月内与所谓土地权"所有者"签署最终文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9月3日在例行记者...     

浅析国有化之公共利益原则

国有化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在国际投资领域当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究竟该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有化的公共利益,既能为本国国家经济服务的同时又兼顾外国私人投资的合法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国有化的合法性出发,对公共利益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对其理解有所帮助。     

农村土地：国有化还是私有化

2004年4月21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向外界透露,全国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98.8亿元,已经清还59.9亿元。目前,由国土资源部、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建设部、审计署组成的工作组,已经分赴全国各地,检查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中国的土地问题,不是没有法律制度的问题,而是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的问题。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我国,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对农民的土地征用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宪法修正案更是对土地的征收和征用补偿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表述。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拖欠农民安置费的现象呢?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

在当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只见充斥于主流媒体和各种读物的文章,对美国的危机的严重性分析得很充分,与美国人一起为美国担忧,但     

秘鲁贝拉斯科改革失败的原因:基于财产权视角的分析

仅就拉美的财产类型看,有财产私有制,有财产的社会功能制,也有财产的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在贝拉斯科改革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秘鲁的财产制经历了私有制向社会功能制的转变;贝拉斯科改革启动后,其财产制度又迅速走向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并通过农业土地改革、工业企业改革和外资国有化改革表现出来。从财产的私有到社会功能的转变已经是大变革,而从私有到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则可认为是革命的巨变。前一种转变没有根本动摇私有制,而后一种转变则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私有制。因此,本文认为,对于贝拉斯科改革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这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贝拉斯科的改革不彻底,而是因为其改革动摇了国本。贝拉斯科改革未能正确处理财产权社会化和财产权国家化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对个人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滑向了财产权国家化这一极端,未能处理好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协调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