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发展前景

对国际争端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着国际争端的解决方法,尤其在争端的分类方法中,颇受争议的是将国际争端分为政治争端和法律争端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往往导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争端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法律争端只能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然而,国际法院在其判例中明确指出,根本就不存在政治问题的法律原则。事实上,所有的国际争端都含有政治因素,所以,不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将政治和法律简单地剥离开。面对现实中复杂多样的各种国际争端,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地区正在积极探索把各种解决手段结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的新型争端解决机制。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参与

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争端解决的方式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直接参与模式中非政府组织被赋予了某种独立的诉讼地位,其一般代表某种公共利益参与国际争端解决;间接参与模式主要是通过"法庭之友"机制进行.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争端行为模式的规范可以是非政府组织自身规范、相关国际机构以立法手段规范以及相关争端解决机构以司法手段规范.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争端模式应以涉入程度与案件类别两个维度进行重塑.     

论国际组织对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法的若干重大发展

本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国际组织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法（司法方法和仲裁方法）的发展与改进。指出：国际组织不仅为常设国际司法机关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和制约因素，而且改进和加强了国际司法程序，还创立了新的法律方法———咨询程序；并在国际仲裁规则的规范化和统一化、仲裁员的任命和常设仲裁法院的组织支持等方面，加强了仲裁方法和改善了其运作环境     

公共政策缘何不能有效执行——以食品安全政策为例

制定政策为的是解决问题。这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屡屡成为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应对政策。但时至今日,食品安全问题依然频发。为说明政策执行难,这里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国内食品安全问题曾经引发国际争端。     

东亚一体化到底有多特殊?

在构建地区多边制度时,我们能从比较东亚与欧洲、北美和其他已经为此做出的努力中学到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许多讨论十分重视地区安全架构的构建,尽管尚不清楚原因何在。欧洲及诸如拉美或者北美等任何一地区的经验,都不足以证明地区安全     

应对水资源争端：中印策略的博弈论分析

近些年来,不但领土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印关系的发展,一些新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其中水资源争端正日渐成为横亘在中印之间的一个棘手问题。本文以中印水资源争端为分析对象,考察其由“地方冲突”演变成“国际争端”的历程;另外,本文也着力考察中印应对策略的利弊得失,并在博弈论的分析中把握中印关系中水资源争端的现状与未来。     

意志力的经久较量:若干历史范例透视

四大历史事件提供了争端问题上国际经久较量的历史范例,它们是:美苏冷战史上的柏林问题争斗;中美之间就美台断交的长期较量;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的多年争执;中日之间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激烈对峙.对这些范例的透视和分析提供了饶有意义的启示,可予借鉴,以利中国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业已历时约30年的对美较量.特别重要和迫切的启示在于:意志力较量是决定争端经久较量结果的根本因素;在对方对已方的根本态度已变得有利、或方向已定地趋于有利的情况下,行使意志力的目的只在于改变对方在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使之从属或符合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这一根本态度;就此而言,与必须变更对方的根本态度相比,达到目的的信心可以大得多,倘若有相应的足够强劲和坚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来自五个源泉:对争端所攸关的利害关系的意识;对其可能的广泛和长远效应的期望;对总体环境中争端较量的大趋向的预计和信心;争端问题上已方阵营的内部统一;政治领导者或日较量统帅的个人秉性.     

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

周边海洋争端的激化使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被侵犯,大国的兴衰史也表明强大的海权是中国海洋权益维护的基本前提。国际法的双重法理和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为现代海权的界定提供了理论框架。海权的权力属性要求中国通过海洋强国战略来强化其海权,从而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互动中加强在国际海洋立法和实施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有效地确立中国在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基本权利。同时,现代海权的权利属性要求中国逐步适应国际争端解决司法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南海仲裁案的启示下制定出其海洋维权能力建设的路线图。而现代海权双重属性的互动揭示了外交战略和法律战术的结合是中国海洋维权的最有效途径。     

欧洲联盟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欧盟肩负准宪法性的使命来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外交实践中作为诉讼方和调停者出现。因此,本文呈现了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组织中参与诉讼及在国际法庭中根据法庭之友提出建议的法律基础和实践材料。随后,本文回顾了欧盟应第三方或当事方的请求在执行军事、政治、法治和边境任务以控制冲突方面作出的贡献。此外,本文还论及到欧盟在俄格冲突(2008年)、塞浦路斯问题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边境冲突中的作用。笔者的结论是,充分的证据证明布鲁塞尔总部的相关实践支持《联合国宪章》第33条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这些出自一个国际组织的实践表明这一原则已在包含所有国际行动者的全球法律体系中取得了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