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

<正>自2009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的核心关切逐步由"反恐"转变为"重振经济"。冷战后经济增长强劲、最具活力的亚太地区上升为美国全球战略新的重心。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应出现大调整,即美国着手将其二战后构建的轮毂型(hub and spokes)亚太双边同盟体系     

乌克兰政权危机与其“欧洲梦”

<正>乌克兰的反政府骚乱抗议持续了两个多月,并造成双方超过82人死亡和1000余人受伤。然而就在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主要反对党代表在2月21号签署了解决危机协议未超过24小时,形势却急转直下。议会突然倒向反对党,罢免了亚努科维奇,并释放了反对党领袖季莫申科。亚努科维     

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非盟:历史使命与发展前景

<正>21世纪以来,非洲的时代主题已由20世纪的"求独立、求解放"转变成"求和平、求发展"。为顺应这一时代要求,非盟积极致力于实现非洲大陆的政治稳定与经济振兴,成为推动当前非洲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虽然非盟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非洲一体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仍十分巨大,但深入推     

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时有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出两个次地区独立展开、"跨地区"与本地区经济协作竞争的迹象。东亚经济合作范围虽扩大但发展方向不明。美国借助TPP的战略化特点创造出一种广域一体化(或宏地区主义)的新模式。它试图发挥国际经济机制(如TPP)与战略或安全问题的互动功能,开辟一条美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美国对中国加入TPP仅口头上表示欢迎,而中国目前选择暂不加入。中国应趁TPP谈判受阻,抓住机遇,作出次优选择。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战略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呈现出新格局。面向亚太地区,美国在主导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面向欧洲,美国积极推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商讨;另外,在全球服务贸易层面上,美国积极促成诸边服务业协议,推动面向服务贸易的一体化。美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战略蕴含了美国的多层次需要: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全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贸易发展、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主导构建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推动西藏跨越发展

<正>"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结合当前国内国外新形势而提出的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构想。西藏作为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段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与南亚国家交往的重要门户,应当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重要契机,实现交通、贸易、金融、能源和现代物流业等领域的跨越式升级,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非产能合作助推非洲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

<正>第二届中非峰会于2015年12月4—5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此次峰会是在中国经济呈现结构调整"新常态"以及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中非产能合作"成为中非领导人在峰会上的热议话题之一。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在经过了过去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长周期后,如今进入了以调整经济结构和消化富余产能为主要目标的中高速增长     

欧亚经济联盟的多重一体化目标及其法治困境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新成员,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多重一体化的目标趋势与愿望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功能性差异,即经济的先导性、政治的战略性、社会认同性、法律保障性、文化融通性等。在全球治理、互联互通和全球产业链正在生成的背景下,如何立足联盟多重发展目标,更好地发挥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应有作用,尚存诸多法治困境:从超国家制度与主权国家制度的衔接到成员国间的基础性不平衡对一致性规则形成的制约,再到联盟法律与成员国法律对接的阻却性因素的存在,以及联盟从初级一体化规则向高级一体化规则演进的迫切需求等。面向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呈现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阶段过程性发展的趋势,基于历史文化的多重合法性根基将促动多重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同时决定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交错并存中构建联盟法制机制,并促动规则治理的深化均是可期的。     

弹好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协奏曲”

长三角是我国的“经济明珠”,也是亮眼的“旅游宝地”,这里的5A级景区占全国总数的1/5,度假区占全国四成,旅游总收入占全国18.8%。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进程中,文旅融合成为长三角区域融合的“先行者”,一系列新布局落子如飞,一连串新变革揭开大幕,推动长三角文旅一体化步入“快车道”。如今,沪苏浙皖“四手联弹”,从“共识”全面转向“合作”,在逐梦“诗与远方”的道路上奋力奔跑,共同奏响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协奏曲”。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路径

城镇一体化发展是目前构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制度以及社会层面众多的阻碍因素,对此,可构建政治、文化、经济等全方位农民工市民化转化机制,加快改革创新的进程,加强职业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农民工基本素养,实现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