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缺席判决制度价值取向研究——从缺席判决主义到一方辩论主义视角的考察

缺席判决制度自古罗马时即已有之,从缺席判决主义模式到一方辩论主义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缺席判决制度从纯粹作为的一种终结程序的手段和一种惩罚措施转向更加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公正问题,但就缺席判决制度本身而言,它是为了诉讼的效益而设。     

食品安全重刑化评析——兼论食品安全的重构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民怨沸腾，主张以重刑治之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一主张对于保障食品安全的确具一定积极意义。然而，仅施以重刑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重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存在于多方面，既有监管机制的缺陷，也有相关方不当的逐利行为，以及消费者自身的原因。期望通过严厉的刑罚惩罚来达到控制食品安全问题的目标只不过是乌托邦，预防和控制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消弥其原因来完成。因此必须立足现实，从制度、监管、宣传教育以及动员社会力量等多方面入手，构建预防和惩处相结合的食品安全体系。     

前科量刑价值研究

前科作为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普遍作为加重情节适用。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前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实践中对前科的范围也把握得不明确,因而前科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适用还存在不妥之处。应当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在责任刑之下发挥预防刑的调节作用,前科加重的"射程"应当限定在责任主义范围之内,并且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社会转型期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以社区建设为视角

目前,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影响到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对社会改革的建议和构想,无论是突出一种排斥国家权力的纯粹的"社会自治"或"个体联合",还是强调"国家权力培育基层社会",都存在过度理想化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得现有的理论很难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进行有效解释。由于新的技术、新的经济趋势的推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再度经历着复杂的变迁,必须重新在一个相对实在的中观领域进行重新观察。社区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交叉的一个领域,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斯多亚哲学与自然法中的普世主义

斯多亚哲学是西方自然法理论的开端，基于其对世界精致的泛神论解释，斯多亚哲学提出了普世主义的平等观，人人皆有神性，在起源上皆为平等。斯多亚哲学的普世主义经由自然法的媒介改造了罗马法，为罗马法产生平等法权观念提供了哲学前提。     

要物合同之困及其出路:理论变迁的视角

中世纪以来的法学家在构建合同理论时一方面进行着体系化的尝试,另一方面继承了具有罗马法传统的要物合同制度。但在提炼合同一般理论的进程中,要物合同制度逐渐脱离了其原来的生存土壤。尽管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具有鲜明个性的要物合同与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合同一般理论仍有明显冲突。要物合同的成立区别于合意主义的一般原理甚至难见容于其体系成为要物合同之困。为化解此危机,追溯其产生渊源及流变有着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共通原则研究

证据共通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对某一证据进行调查的结果能够作为对立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间共通的证据资料予以利用。证据共通原则细分为对立当事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与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两种基本类型。证据共通原则确立之基础是自由心证主义,因为自由心证主义不仅强调受诉法院自由地进行证据评价,也要求受诉法院对于同一事实应形成同一心证。根据证据共通原则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程序一旦开始,即不允许当事人随意撤回其证据调查申请。为确保辩论主义所固有的防止突袭裁判之机能能够充分地实现,证据共通原则尤其是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在适用上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在当事人的防御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的情形下,受诉法院根据证据共通原则认定案件事实才具有正当性。     

对抗下的合作: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再思考

传统上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理解为对抗式,事实上,证明过程中控辩审三方的关系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合作既体现在实质上的合作需求,又体现在形式上的程序设计.合作机制与对抗机制共同构成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刑事证明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正义与效率的价值,可以促进正义有效地实现.同时,对抗与合作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抗机制是主导,合作机制是补充.     

中国需要新需求主义

近来，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采取调结构、促改革的方式稳增长，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加强薄弱环节建设，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保障和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是李克强总理继“绝不让经济滑出下限”的表态之后，又—重要的表述，而这次表述的重点则是“不扩大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