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变迁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演化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以来,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期主义的较量     

沉默权：一个无法沉默的话题——从我国刑诉法“应当如实回答”谈起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面对审讯人员的审讯：“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彻底改变目前的侦查模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多层次一体化与东南亚地区发展前景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世界在21世纪初正以多层次模式重组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除了有最高层次的国际组织(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外,还有代表传统国家利益的地区建制(例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外便是次地区甚至微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对此,本文将由分析相关理论架构的发展切入,然后从次地区、微地区与地区层次,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分析,希望能有助于了解这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与未来.     

孔子制宪：康有为儒学普遍主义下的立宪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力图保持儒学在政教中的普适地位。在处理儒学与立宪的关系时,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立宪法,且与西方宪法相较,作为宪法的《春秋》在时空上具备普遍性。进而,康有为通过诠释儒学经典,以《春秋》公羊三世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之中,以此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通过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寻求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立宪原理,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做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康有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形成的“孔子制宪说”虽无法凝聚世人的立宪共识,但展现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诠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并提供了儒家立宪的一种可能性。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局限与困境——非正式国际机制的视角

在一定程度上,多边出口控制机制适应了国际社会的防止扩散治理需求,但这些机制的非正式性、规定的模糊性、目标与成员国范围的不相合性等问题,制约了非正式安排对普遍性国际规范扩展的制约等,使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问题的治理受到制约。为增强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对国际防扩散治理的积极作用,一种可行的做法是对其决策程序进行制度化的调整,建立遵守评定体制和出口政策审杳体制。     

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

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三大全局性影响,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升到各国政治议程的前列,全球力量中心正从欧美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全球性的"政治兴奋和活跃"继续扩散,从而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现今的国际多边机制无论在充分性、有效性还是合法性上都存在日益严重的"能力赤字"。改革国际多边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多边外交进程中,面临日益上升的发挥"领导"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需要我们在多边外交中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国家身份定位,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加强统筹地域和领域的多边机制,有机结合近期和长远目标,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丰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及其动因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上海五国为什么会转变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组织?本文把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信任、主导国和共同安全利益三个动因以解释这种合作发展进程。在边界谈判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哈、吉、塔形成重要互信。这两种信任关系成为以后产生中俄合作以及使中亚国家加入中俄主导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基础。中俄逐渐建立的信任关系催生了合作产生的第二个动因,即中俄主导。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明显,上海五国提出多边合作并发展成安全会议机制。从1998年至2001年,共同和互补的安全利益更加深化,从而推动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     

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之经验

芬兰从最开始的被瑞典殖民,到后期芬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现在芬兰语族群和瑞典语族群和谐发展,芬兰在斗争和妥协中找出了一条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的分析,希望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拉美民众主义的基本特性及思想文化根源

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世界许多国家曾出现过或仍在出现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而拉美地区一直是世界民众主义的最主要阵地和试验场。由于研究视角、学科背景和基本政治立场不同,国内外学者对拉美民众主义有不同的认识,对其实践后果有不同的评价。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民众主义有许多自身的特性,如起源的独特性、发展的持久性、地域的广泛性、政策实践的典型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政治社会影响的双重性等。拉美民众主义的产生与持续发展,既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也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拉美地区传统精英主义的局限性、社会平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民众崇拜魅力型领袖的心理以及对政治幻想的偏爱,都为拉美民众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肥沃的土壤和重要的推动力。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拉美民众主义的消极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应对其产生和持久发展的各种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避免对其认识的片面化和简单化。     

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的原因和影响分析CSSCI

近年来,受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双重影响,欧洲一些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政党纷纷崛起,并开始影响这一地区的政党格局。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获益的不均衡、文化多元主义政策面临的困境以及后工业化时代民众价值追求的变化。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必然对欧洲国家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这种现象将使欧洲国家主流政党面临信任危机,支持率下降;使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面临挑战,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和认同弱化;使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遭到侵蚀,宽容的文化氛围受到影响。欧洲的这股政党意识形态极化思潮除影响欧洲国家以外,也将对中国和中欧关系产生影响。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一方面,要积极维护好全球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努力推动和谐、共赢、开放、互利的新型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扮演好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