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法律性质及其完善

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存在于民事诉讼过程中,但属于非讼程序。私权自治、审判效益和司法文明的要求,促使民事诉讼契约化。民事调解协议本质上是一种诉讼契约,法院承担公证的角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调解程序:单独设置调解机构和调解主持法官;合理设置调解员选任程序、回避程序和参加庭审程序;采用签字生效制度;合理界定达成调解协议的标准。     

论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行政合同的本质精神。行政合同在充分体现“平等,自由,对价,合意”这四大契约本质的同时,借鉴并运用了其他一些经典的契约制度。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对于限制行政权力发挥着积极作用。     

行政法的义务、责任之理念与制度创新--契约理念的融入

我国行政法的义务、责任存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意识匮乏、制度设计的定位偏差、理论认识的定性不当和缺乏实现之保障等弊端。革除弊端的途径是融入现代契约理念。因为现代契约具有法律的功效、蕴含着义务的自觉履行、意味着权利义务对等、诚实与责任。为充分履行现代行政法的义务和责任,就行政主体而言,需要树立守法、履约、践诺和负责的义务、责任观念。同时,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责任追究机制、公开机制、反抵制机制和协商机制。     

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政企合谋视角的解析

从政企合谋视角对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进行解析,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企业的三层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公共安全生产事故产生的机理,发现中央政府在对待政企合谋问题时,主要是在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和对地方政府所付出的激励报酬之间进行权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高时,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采取激励契约;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低时,则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固定报酬契约.进一步对模型相关参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并据此对现实中的现象给予解释:(1)中央政府反合谋力度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诱发政企合谋;(3)对企业惩罚的不可信加大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4)公众监督降低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     

和谐雇佣关系下的心理契约、群体凝聚力与绩效研究

随着组织管理的不断变革,心理契约、群体凝聚力、组织绩效等成为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热点.心理契约的维护有助于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员工的行为、绩效与态度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大大增强了员工所在的群体的凝聚力,而看似与绩效不相关的凝聚力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较高的组织群体凝聚力-b高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员工心理契约、群体凝聚力与员工绩效的关系研究,为我们在管理实践中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感、提高组织效能与绩效、建立和谐的雇佣关系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廉政文化建设应摆脱传统“父母官”思维

廉政文化的基础理路中,秉承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认识。现代社会,在充分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同时,也应看到为政理念的发展。当今廉政文化建设,应充分、合理吸收“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的内核,突破以血缘关系为出发点的“父母官”理路。官,在现代社会就是管理者,是一种职业,是纳税人雇佣的“公务员”,但同时他们自身也是纳税人之一分子。所以,     

基于心理契约理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和谐劳动关系是雇佣双方在劳动关系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机制实现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达到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其特征是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因此评价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需要关注雇佣双方利益满足程度.心理契约作为劳动关系的基础和框架,描述了雇佣双方对彼此应履行责任的主观理解,雇佣双方感知到的心理契约履行程度描述了其利益满足程度.本文尝试从雇佣双方心理契约内容及其感知到的心理契约履行程度的理论视角,运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包含管理者评价和员工评价的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管理者和员工评价得分均为4分以上的企业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最后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应用进行探讨.     

西方政府服务的理论由来及其发展

西方政府应服务于民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古希腊的公共性理念中就已体现了这一思想,而近现代的社会契约论为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当代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则使这一理念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得到新的发展.这些为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香港特区政府与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提供领域的关系分析

在不同历史阶段,香港地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两者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特点.作为"现时态".在公共服务领域,香港特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四重关系:以强制性命令一服从为主要特点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平等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合同规范权利义务的行政契约关系和以非强制性鼓励为特征的行政指导关系.     

论积极违反契约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规定迟延、不能两种给付障碍形态,以积极行为违反契约(瑕疵给付或违反不作为债务)时,并无明文,就其法律效果及其证成,学说上多有争议。通过对学说与判例之精细检讨,史韬伯认为,积极违反契约,应类推第286条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于双务契约中,应类推第326条发生解除权或主张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拒绝履行亦属积极违约之一种,债权人因此得进一步免于催告、备货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