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行政合同的本质精神。行政合同在充分体现“平等,自由,对价,合意”这四大契约本质的同时,借鉴并运用了其他一些经典的契约制度。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对于限制行政权力发挥着积极作用。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希伯来法中商业交易规范考辨

希伯来法是西方法律文明和英美法的源头之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希伯来的商业交易规范是以《圣经》为法律渊源,源自习惯法则和宗教信仰,由此倡导契约守信观念和诚实无欺的贸易规则.从摩西时期的《圣经·旧约》到犹太教法典编纂时期的《塔木德》,商业交易规范形成与发展折射出希伯来商法的演变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商法成长的最初概貌,因此对其做一细致的考证,在外国法律史研究上颇有补正的功效.     

盐业合伙契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兼论新《合伙企业法》的不足与完善

合伙兼具设立简便、出资灵活、管理便利等诸多优点,是一种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人类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各种合伙制度又因历史传统、经济基础等不同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呈现出差异性.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资本组织形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非常鲜明的特点,分析盐业合伙契约并阐释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对于探讨我国新《合伙企业法》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的思考和建议有着一定的启发作用.     

"允诺禁反言"原则研究

"允诺禁反言"是英美契约法的独特内容,它以受诺人的"信赖损失"为基础而追究允诺人的法律责任.该原则兴起于19世纪末的司法实践,并在20世纪得以确立,美国《契约法重述》对该原则有明确的规定.英美两国契约法对"允诺禁反言"原则的适用不一样,对其法律性质的定位也不一样."允诺禁反言"无疑是对约因法理的重要挑战,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约因".     

廉政文化建设应摆脱传统“父母官”思维

廉政文化的基础理路中,秉承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认识。现代社会,在充分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同时,也应看到为政理念的发展。当今廉政文化建设,应充分、合理吸收“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的内核,突破以血缘关系为出发点的“父母官”理路。官,在现代社会就是管理者,是一种职业,是纳税人雇佣的“公务员”,但同时他们自身也是纳税人之一分子。所以,     

论21世纪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本文针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理论阐释中存在的问题 ,深入分析了 2 0世纪末我国集体主义理论的体系、特征、渊源和影响 ,指出了以“服从”为特征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理论存在计划调节的不平等性、以“契约”为特征的“个人与集体形成权利与义务利益关系”理论具有制度文明的自由性 ,均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 ,论证了以“互利”为特征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平等互利”理论体现了伦理道德的“应当”性 ,必将成为 2 1世纪的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应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     

论积极违反契约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规定迟延、不能两种给付障碍形态,以积极行为违反契约(瑕疵给付或违反不作为债务)时,并无明文,就其法律效果及其证成,学说上多有争议。通过对学说与判例之精细检讨,史韬伯认为,积极违反契约,应类推第286条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于双务契约中,应类推第326条发生解除权或主张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拒绝履行亦属积极违约之一种,债权人因此得进一步免于催告、备货之义务。     

基于心理契约理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和谐劳动关系是雇佣双方在劳动关系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机制实现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达到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其特征是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因此评价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需要关注雇佣双方利益满足程度.心理契约作为劳动关系的基础和框架,描述了雇佣双方对彼此应履行责任的主观理解,雇佣双方感知到的心理契约履行程度描述了其利益满足程度.本文尝试从雇佣双方心理契约内容及其感知到的心理契约履行程度的理论视角,运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包含管理者评价和员工评价的和谐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管理者和员工评价得分均为4分以上的企业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最后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应用进行探讨.     

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政企合谋视角的解析

从政企合谋视角对公共安全生产事故的产生与防范进行解析,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企业的三层委托代理模型,考察了公共安全生产事故产生的机理,发现中央政府在对待政企合谋问题时,主要是在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和对地方政府所付出的激励报酬之间进行权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高时,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采取激励契约;当公共安全生产事故被披露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低时,则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固定报酬契约.进一步对模型相关参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并据此对现实中的现象给予解释:(1)中央政府反合谋力度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2)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不完善诱发政企合谋;(3)对企业惩罚的不可信加大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4)公众监督降低了中央政府的防合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