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制度如何才能更好“落地”——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例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遏制消费领域的欺诈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远未达到理想效果。为此要激励消费者积极维权,社会监管与政府监管相协调,并且对于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政行为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使得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好"落地"。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

美国战略东移的行动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倾斜式整合全球战略资源以实现最 大优化;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以“软实力”为优选,采取灵活手段扩展战略议 题;在战略威慑层面采用“利比亚模式”,重视非接触式高科技、新武器的使用和新媒体网络的作 用。美国战略东移是过程而非结果,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传统霸权国 与新兴国权力消长过程中对抗冲突场景     

严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利用虚拟变量法对严打政策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严打政策对暴力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威慑效应,而且还存在着后续威慑效应。但对财产犯罪和总犯罪的威慑效应并不明显,这和严打的重点打击对象以及暴力犯罪的占比是有关系的。严打的威慑效应是严打长期存在的技术基础,官员面临的现有博弈格局和成本收益状况则是严打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享有的请求权类型限定为停止侵害等“不作为之诉”的解释立场,值得商榷。通过梳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发现,私益诉讼理论浸润、制度功能认知偏差和诉讼程序障碍,乃是最高人民法院拒绝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本缘由。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功能应定位为“威慑——补偿”二元结构。在“威慑”与“补偿”功能实现路径中,单维度的“不作为之诉”难以胜任,而损害赔偿请求权则能很好地担当这一角色。在“最优威慑”情形下,均以威慑为导向的损害赔偿与行政罚款之间可以替代适用;在“威慑不足”情形下,二者的“合作规制”则是切合实际的选择。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损害赔偿请求诉讼程序障碍上的担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可以消除。     

无核世界现实建构的困境及思考

针对核武器作为终极武器的特征日益显露,建构无核世界的呼声正与日俱增。但实践中也存在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外部强制力不足、基本理念和道义准则存异和权力分配结构失衡的障碍。从操作层面来看,无核世界建构的现实可能性有待美国真正率先垂范,俄罗斯适时跟进,其他核国家的积极回应。同时,美国应改变延伸威慑战略,力促朝核、伊核问题的合理解决。国际社会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实现世界无核化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澳门劳资纠纷处理制度的结构、功能及启示

澳门劳资纠纷处理制度在结构上分为三部分,劳工事务局、检察院、法院依据法律对劳资纠纷有不同的处理权限,劳工事务局通过劳动监察处理绝大多数的劳资纠纷,依凭行政处罚以及提起刑事诉讼的强威慑,涉嫌劳动违法的企业在此阶段多会选择与劳工达成和解。检察院对劳动监察"下漏"的纠纷继续进行调解。及至法院,纠纷数量已极大减少,且主要集中于法律问题。此种以劳动监察为主体,法院为最终解决方式,注重调解的劳资纠纷处理结构,有助于帮助劳工高效维权,提升劳工对于政府的信赖,降低司法压力,对于内地当前正在进行的劳资纠纷处理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国有限核战争理论再辨析——基本逻辑、政策辩论与现实影响

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的回归,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关注有限核战争理论。有限核战争理论的建构逻辑、争论现状及其对美国目前核政策影响,已经成为讨论美国核战略的关键性问题。既有研究缺少对上述议题的系统性考察。文章认为,弥补常规力量劣势、强制核升级和限制损伤是有限核战争的三种主要机制。基于有限核战争的理论框架和政策经验,文章梳理了美国战略界近年来围绕有限核战争的必要性、可操作性以及核武器使用政策所展开的激烈辩论。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的辩论增强了有限核战争在美国核政策中的地位。然而,由于受到内在缺陷和技术因素的限制,有限核战争理论的基本假设依然面临严重的现实困境,但是,有限核战争带来的风险仍值得重视。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类型化适用与风险避免——基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视角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惩罚既往侵权行为而威慑未来侵权行为,其前提包括权利的确定性、侵权判断可行和过度威慑的消极影响小。知识产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与惩罚性赔偿有着根本冲突,难以全面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前提和侵权行为的道德可责性出发,可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进行类型化适用,恶意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或可适用惩罚性赔偿,一般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则难以适用。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下,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又要为正当竞争保留合理空间,知识产权与竞争的平衡才可产生最优的创新激励效果。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可能造成过度威慑,打破知识产权与竞争的平衡,妨碍知识产权法基本目标的实现。类型化适用有利于降低或避免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风险。     

论刑事合规的刑罚哲学根据

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法理根据不能墨守传统自然人犯罪的意志中心主义,而应当秉持单位文化责任论。对企业配置重刑的法理不在于报应主义或预防主义,而在于发挥巨额罚金刑对企业犯罪的威慑效力,并辅之以较大的刑罚优惠空间,构造"轻轻重重"的法定刑配置模式。对于合规企业减让刑罚的法理,需以社会契约论廓清国家刑罚权的来源,刑罚减让机制不但能有效抑制企业致罪因素,更有助于激励企业参与到"国家-企业"犯罪合作治理的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