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裁判的中国特点:经验与实证

中国司法语境中的疑难案件有其特殊性,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由法律自身因素所引发的疑难案件之外,还包括事实、社会影响、关系等诸种因素所导致的难办案件.与此相应,中国司法在应对这些疑难案件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方法,其中包括审委会集体讨论、司法批复、案例指导等正式制度,以及个案请示、审判长联席会议、寻找和参照类似案件、向他人学习请教等非正式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和运行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从而使得中国司法在疑难案件裁判的问题上展现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与自下而上的经验探索并存、由科层权威与集体智慧共同保证裁决正确的特点.     

北京市二环路STRATA应力吸收层施工控制

文章介绍了STRATA应力吸收层的作用机理、配合比组成及其施工控制要点,结合北京市二环路工程总结了在施工控制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及出现问题时的处理方法。     

对加强企业劳务层建设的几点思考

基层队是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基层队建设,是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因此,不仅要高度重视劳务层的建设,更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两层"分离,并在强化项目管理上下功夫,加快职工转型步伐。     

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方法

在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不同的情形下,应当分别确定基本犯与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如果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构成要件不同,就不应按罪名确定保护法益,而应分别确定拟制罪名与基本罪名的保护法益。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是就不同犯罪或者基本犯与加重犯的关系而言,并不是任何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都包含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应当根据法益主体与被害人同意或承诺的有效性等要素区分个人法益与公共法益,不应当在对个人法益的犯罪中随意添加公共法益内容,也不宜随意在对公共法益的犯罪中任意添加个人法益内容。此外,需要区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与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不应将阻却违法性的优越利益当作相关犯罪的保护法益。     

层递式动员：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农民参与的逻辑审思

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农民参与建设行动的积极性反映了乡村治理是否有效。本文以W村的三类公共建设项目为例,分析影响农民参与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干部权责的对等情况影响其动员行为,决定了动员行为与农民需求的匹配程度,由此生成层递式、间断式和错位式三种动员方式,并呈现出与之对应的互动式、任务式和疏离式三类农民参与样态。其中,层递式动员下的有效参与能够助推乡村善治。这启示我们,必须健全干部动员激励机制,对标农民需求,推进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积极有序的农民参与,以此保障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博士学位点区域发展差异与趋势研究——基于2005年至2011年追踪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基于博士学位点发展情况的我国区域博士学位点发展模型,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分析技术对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或者自治区,以下简称31个省份)博士学位点(二级学科)在2005-2011年期间的发展情况展开追踪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我国博士学位点的发展情况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第二,区域博士学位点的总体发展趋势表现出线性增长的特点;第三,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对博士学位点的发展存在显著影响;第四,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外,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区域博士学位点的发展情况。     

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地方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评级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正>黑煤安监发[2013]117号各产煤市(地)煤矿安全监管和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为贯彻落实《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评级办法(试行))和(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试行))的通知》(煤安监行管[2013]1号)要求,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制定了《黑龙江省地方煤矿安全质量标准考核     

关于ISO网络体系结构的探讨

OSI参考模型(开放式系统互联模)将整个网络通信的功能划分为7个层次。文章对这七个层次做了深入的探讨。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式——以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多层次拓展为分析进路

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性需要与演化变迁需要的矛盾运动,导致制度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在不损害社会制度稳定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制度滞后时滞,是我们研究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目标。在社会制度二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变迁路径表现出彼此迥异的特点,而两者的不同变迁路径对于整个社会制度来说各具作用,不可偏颇。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实现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互动极具必要性,而通过制度科层供给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减少制度滞后的时滞与社会成本。     

街层官僚的自主性行为及其提升

街层官僚由于其工作条件与环境的特殊性,享有大量的自主权,并且在其执行政策过程中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20世纪的行政改革几乎都致力于限制其自主空间以抑制对公共利益的背离,但街层官僚通过一系列策略选择使得这些方案破产,进而消解外部控制。实际上,出于"经济人"假设限制街层官僚自主空间的视角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彰显街层官僚的"公共人"特性,才是保证街层官僚自主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