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从"部门间政治模式"看美对我台军售决策特点

罗伯特.帕斯托(Robert A.Pastor)提出的"部门间政治模式"(Inter-branch Politics Model),用国会─行政部门的互动过程作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工具。通过用这一模式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我台军售决策具有如下特点:行政部门在对我台军售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国会积极介入对我台军售决策,对行政部门不断施压以推动对我台军售升级,是对我台军售的积极推手;国会的政策常具有挑衅性,行政部门相对而言会更多地从战略角度出发,扮演的是较为理性和务实的角色;美国政府并不是单一的行为者,最终的对我台军售决策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术。     

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共海洋维权的斗争实践

抗战胜利后不久,日本经国民政府允许,重新进入中国近海捕鱼。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予以谴责,并领导沿海解放区开展对日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建立起军事护渔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联防体系。1955年中日签署渔业协定,海上斗争暂告缓和。岸信介上台后与华交恶,中共“以打促谈”,发起对日远海渔业竞争,迫使日方重回谈判桌前。整个过程中,中共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斗争策略,维护了中国在东、黄海的领海主权和捕鱼权。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当下最为重要的是,绝不能让病毒在复工复产、复游复会中死灰复燃,或者从外部大规模传入,那样的话,再好的经济政策也可能都难以奏效了。     

近5年中国妇女参政的进展和挑战

“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12个战略目标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的核心指标之一。在纪念北京世妇会25周年之际,我们重点回顾与评估近5年来中国妇女参政取得的进展与面临棚硪,并依据《行动纲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由于近代日本侵华,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同胞及东南亚各属侨胞联动,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随着有关运动的组织方式日趋成熟,当地华侨与日商之间的商业矛盾也逐步激化.这种对立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达到顶点.因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和荷属东印度华侨自身商业特点的影响,虽然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与之前相比更具组织性,却未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虽欲积极反制,却无法撼动当地华侨的支配性商业地位,于是便将彻底瓦解当地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希望寄托于日军占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