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提高全民道德素质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思想与儒家"以德治国"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现今"以德治国"思想有着全新的内容.用"以德治国"的思想,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关键在如何做人.     

威廉姆斯道德哲学的“反理论”视角

伯纳德·威廉姆斯的"反理论"道德哲学通过对功利主义、义务论的批判,指出道德理论不能以建构抽象、普遍的原则为目的。道德学说只有放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下,才能发挥指导生活的作用。     

西方道德文化的现代性嬗变

西方道德文化在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史嬗变中，其理论范式和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现代的德性追求为现代的道德功利主义所代替，现代德性论在文化内涵上也出现了重大的变更。同时，现代道德危机与道德冲突日益凸显出道德文化现代性的尴尬境遇。     

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思想初探

幸福自古以来就有多种理解。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幸福观是古希腊哲学中最系统最完善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在他看来，幸福就是至善，幸福是终板的、自足的，我们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幸福是通过德性，通过学习和培养得到的，此外幸福也需要外在善的辅佐和合乎中道行为的保障。     

论依法行政中的德性

立足于行政法治的角度对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认为以德行政是依法行政的基础,依法行政是以德行政的必然结果;以德行政包含于依法行政之中,依法行政是对以德行政的逻辑推演等。为此, 法性不得代替德性,传统依法行政理论中由于割裂了二者的关系,以致依法行政的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德性可以单独进行分析,但若将它置于依法行政之外探讨就无太大的现实意义。     

论传统伦理思维对行政学发展的影响

理性思维和德性思维是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受德性思维影响,近代西方行政管理则受理性思维影响.无论是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还是东方传统的德性思维,都具有历史发展的片面性,行政伦理则是一种超越理性思维和德性思维的行政学研究视角,它既开启了现代西方行政伦理救治路径,也为我国以德治国提供了理论支持.     

荷马社会的“好人”与“好生活”

“好人”与“好生活”是荷马社会在人类道德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话题。荷马社会的“好人”需要具备符合逻各斯的灵魂的知识或“高尚”地去选择与实践。“好人”的现实诉求是过上“好生活”，但选择满足“个体欲望”和寻求“优雅”这两种“好生活”方式之间出现了德性冲突。荷马社会认为，如果“好人”始终是德性实践主体，那么这两种生活都属于“好生活”。“好人”与“好生活”共建于和平的社会愿景中：“好人”是“好生活”的构建主体，拥有不同程度的德性能力去主动选择具有自我价值的“好生活”；实现“好生活”需保障“好人”在优良的道德环境下成为“好公民”。     

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建构的德性要义

强化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建设对于提升法律职业道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近代以来法律由以德性和人格为中心转向以原则和规范为中心。我们对法律职业伦理的关注不只是规范，同时更是规范的理由。法律职业经过“公正”这一终极价值的范导，选择了一致同意的道德契约，由此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司法制度。公正之运用，既可生存于司法亦可毁灭于司法。法律职业的道德目的是衡量一切行为的道德善恶或道德价值的标准。只有当拥有创造性特征的道德实践行为引起实践变化或对实践做出贡献时，才能被视为道德批判的对象和目标。我们绝不能低估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法律职业伦理信念及其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方面的努力：既要指向法律职业伦理制度的规范化、合法化、合理化以及正当性本身，又要构建作为法律职业德性素养培育载体的法律职业伦理新框架。     

张力与消解:作为规训的政治德性教育及其“身体”反思北大核心

政治德性教育似乎恰是后现代思潮中“规训”一词的所指,而由于福柯对现代社会规训性质的强调,这一词汇在后现代思潮中具有了一种贬损性意涵。但是,作为政治德性教育的基本要求,规训又具有长期性、时间性和非强制性,这无疑体现了政治德性教育和后现代思潮之间的张力。根据当前我国政治德性教育建设的情况,有必要将后现代因素纳入政治德性教育建设之中,并借鉴其中的合理因素,不断拓展政治德性教育的内涵,最终建构一种针对受教育者的社会化和政治德性的更为宏观的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