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与模式:制度合法性展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形成

通过对“政企分开”、“剥离企业办社会”、“政社分开”和“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事件——过程”分析,用“合法性机制”理论剖析制度创新的成因,可以看出这些“连续不断的事件”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个逻辑展开在分离的主导力量、强度和分离的领域上不同于西方的逻辑运作,由此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四种形成模式——“行政举办模式”、“脱壳衍生模式”、“草根内生模式”和“外化移植模式”,这几种模式生成是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效益的反向作用向正向作用发展的结果。     

读者

偶像的黄昏(2007年9月下《大寨今昔》)大寨人当年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气概,证明了人类精神力量的价值。尽管我们不能无限将其夸大,但精神的力量,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依然有其意义。然而,无论从哪一方面解读,"大寨"这个符号都难以复制。这个符号承载了太多矛盾与悖论。无论是今天的大寨,还是河南的南街村、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物质的富足与充实,但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清代前期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研究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总理藏政的政治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为此集中事权、加强藏王的集权统治成为他在初政以后施政的主要目标,但这种集权过程单纯以威权和暴力为后盾来进行,严重触犯了藏人特别是很多藏内上层僧俗贵族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同意或认可,最终导致其统治内外交困和噶厦政府权力体制的分崩离析,卒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爆发,藏王身败名裂,藏王制被废除。但同时应该看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之所以发生,显然不能否定它是藏王与藏内僧俗势力以及驻藏大臣之间异常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的产物,因此,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人的论定不宜过于简单和仓促。     

收容制度该不该恢复？

三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促使了收容制度的废除,然而不久前,钟南山因电脑被抢而提出的恢复收容制度的言论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其中超过六成的网友表达了赞同的意见。支持者认为,无业游民增加容易引发治安问题,收容制度可以抑制无业游民违法犯罪;反对者认为,不能以伤害无辜者为代价来管理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必定有它蕴含了平等理念的法治基石;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有它对任何弱势群体都绝不放弃的道德良心。收容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城市犯罪?任何人都难以轻易对这个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面对现实中的治安问题,政府应当致力于消除废除收容制度之后的治安盲点,还是将治安的责任推向收容制度的废除呢?     

恐怖袭击的主角“阿克萨烈士旅”声名鹊起

中东局势正从危机一步步滑向战争，而美国总统布什却始终抱着旁观者的心态，不愿过多插手，．即使偶尔开口，他也明显地倾向以色列，要求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立即停火。为何布什对阿拉法特与沙龙的态度相差这么远?     

黄宏生事件颠覆经营潜规则

从被拘到保释 回顾2004年，资本市场的一些现象颇为引人深思。中原高速的童言白、托普软件的宋如华、ST达尔曼的许宗林、ST春都的刘海峰等，这些曾经在资本市场上响当当的名字，如今都因为某种意义上的贪婪而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黄宏生事件也是其中耐人寻味的个案之一。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风险与对策

群体性事件处置风险是指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的存在而可能面临的风险,如政治风险、法律责任风险、人员伤亡风险和财产损失风险等.针对可能引致上述风险发生的众多因素,公安机关可相应采取多种控制对策,以减少或控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风险损失程度.     

“专家论证”难觅专家

“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也会出国打工。”面对电视里8名中国人质被释放的画面，周孙钦的弟弟仍然这样说。周孙钦是这次在伊拉克被绑架的8名平潭人之一。虽然此前因为担心周孙钦的安全，周家人连续4天没有睡好觉，但哥哥一脱离险境，弟弟仍禁不住对出国打工充满向往。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对策之管见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要求高、难度大,是公安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应做到以下几点:抓住一个“防”字,防患于未然;立足于一个“理”字,以理服人;突出一个“法”字,依法处置;讲求一个“策”字,掌握主动,因势利导;把握一个“机”字,选准时机,果断处置,使群体性事件得到较妥善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