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道德认知状况研究报告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当代大学生各个层面的道德认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对跨世纪的这一代大学生急需加强人文主义教育,而尤以对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意义更加重要;大学生中,女生的道德认识水平普遍高于男生;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有明显的正相关;市场经济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并存,其消极影响有扩大和蔓延倾向;父母的职业对大学认知的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并存,其消极影响有扩大和蔓延倾向;父母的职业对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从总体上看,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发展城乡差异不显著,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加速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农村大学生适应城市化生活有关。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中国抗疫话语的文化维度——基于评价理论的积极话语分析

在全球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中国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高度尊重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以抗疫物资寄语为载体的情感资源传递出中国对各国表示支持和帮助、寻求合作与交流的情感态度,以文化认同为支撑的判断资源反映了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克时艰的内在品格,以生命至上、以人为本为价值尺度的鉴赏资源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与担当。中国的抗疫话语通过大量积极正面的情感、判断和鉴赏资源,建构起了关心人类共同命运、充满文化自信和人文精神、具有大国风范和担当的国家形象。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时代特征、逻辑进路与批判性建构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呈现出典型的功能双重性、价值多重性和技术非均衡性时代特征并呈现出体系化趋向。民生政治、制度创新、解构并重构固化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价值导向、技术导向和目标导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进路。体制性传递与“泛政策化”、选择性供给与失真性执行、政策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弱耦合性,是当前农村公共政策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带来的政策泡沫和信任危机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引发潜在的政治认同危机;涉农政策“打架”现象根源于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机制失调,导致制度性成本增加;制度创新热衷于制造概念并引致制度空转现象背离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要求。推动农村公共政策供给侧改革,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政策社会监督体系,优化农村公共政策内部考核评估体系,是新时代优化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基本策略。     

《韩非子》寓言的批判性研究

《韩非子》一书是韩非最重要的理论书作,其承载了韩非主要的治国理论。韩非以"性利"论的观点来分析批判臣子和民众的行为,通过简单而深刻的寓言故事说明人们"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的天性,以此说服、帮助君主运用"法术势"来治理国家。     

环境权主体之探析——国内法层面的考察

关于环境权主体的范围，我国环境法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本文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和检讨。文章认为，就国内法而言，环境权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国家乃是环境权所指向的义务主体。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所谓“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和“排污权”不是环境权，而是传统的财产权。后代人以及自然体至多可视作伦理上的主体，而不是法律上的环境权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