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基于全球分类账户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世界范围内资本流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为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采用2003—2016年全球20个主要国家的分类账户跨境资本流入数据和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了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核心的经济变量对各国证券投资流入、直接投资流入和其他投资流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流入和其他投资流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不显著。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其他投资流入的影响比对证券投资流入的影响更剧烈。第三,不同资本流入对控制变量的敏感性差异反映了三种资本流入的异质性,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相符。研究的政策建议是:相对于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更应该主动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努力降低本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新就业形态及其潜能释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兴起,电商、兼职文案、网约车、电子竞技师、快递、外卖等各种新型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不仅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稳就业”的重要发力点之一,而且还将积极作用于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正因为如此,新就业形态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连续多次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苏省围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新就业形态在新增就业、吸纳传统产业溢出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新就业形态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进一步激发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潜能变得越来越迫切。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及提升路径——以那柯里村为例

农村工作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领域,农村土地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也是农村工作的重要步骤,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的认知是国家农村土地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依据。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心乡那柯里村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民族关系,农村土地政策的实施与全国土地政策实施情况基本一致,研究那柯里村农民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现状、面临困境、提升途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共性问题的扩展情况。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那柯里农户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政策十分关心,对土地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认知较为准确,对宅基地、耕地、产权等内容形成的观念基本正确,但是土地政策认知的主体存在差异,农户对各类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也不尽相同,导致差异和认知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宣传不到位,土地规划利用不明确,当地缺乏主动性、农民缺乏参与感,农户土地观念与行为的不统一,面对农村土地政策落实与农民认知之间的张力问题,需要多措并举。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