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族文化研究的力作——简评詹贤武《黎族文化主体性问题研究》

詹贤武先生的近著《黎族文化主体性问题研究》是一部研究海南黎族文化方面的力作。作者从黎族文化本体论、黎族文化主体性描述和黎族文化发展论三个方面对黎族文化主体性问题进行深入探寻,对提高黎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提升黎族文化的影响力,促进黎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该著不仅在海南地方学的学术上有继往开来、深入发展的贡献,而且为海南黎族文化建设、海南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自贸港建设提供了决策上的重要参考。     

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中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直接体现在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互渗透的过程之中,体现在以情感为媒介实现由知识向价值的转化过程之中。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能够丰富"纲要"课的知识性,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提升"纲要"课教学的价值性。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还存在众多薄弱环节。通过"纲要"课程课堂专题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和课程网络平台等路径将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改革创新中,能够有效实现"纲要"课教学中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     

闲话“灯谜”文化

灯谜,亦称谜语,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课间开眼界统文化中的一门综合性艺术。说起灯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用暗示来描述某种事物的歌谣。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歌谣演变发展为“廋辞”“隐语”。     

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意义与实现路径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最可靠的战略资源,是可以利用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路径是要强化竞争政策的作用,中长期的突破口在于改革和优化地方政府的职能,破除“行政区经济”的形成基础;而短期的突破口,一是要消除政策歧视,提倡公平竞争,二是推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新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立足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和外交实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的基础上,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进行了深刻思考,形成了包括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新问题、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方向、重塑经济全球化新路径、凝聚经济全球化新力量以及构建中国新角色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全球化新发展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特点突出,蕴含了深邃的世界历史眼光、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和深切的现实价值关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指明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路径,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更具包容性的中国智慧。     

红色文化的基因延续与守正创新

红色资源是我们感受、传承、发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红色文化鼓舞人、激励人、启迪人的作用,要充分挖掘、深入阐释、活化利用好红色资源,让人们真正"有心学""有法学"。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传播红色文化,不仅要永葆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为民本色、精神底色,也要重视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引导其参与红色资源保护,让红色传统在历史中生成,在时代中延续;在守正中创新,在变革中发展。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