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

文学史的述体由三重述体构成.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文学史叙事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编年史：“狐狸”与“刺猬”如何共处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重说“重写文学史”——基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

“重写文学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动,它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明了的一个难点,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能依附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两者的统一的关键是对政治作何理解。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只有作家心中有人民,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生命体验与审美旨趣的契合——张爱玲艺术境界探析

文学史上真正的文学大家或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既要有不凡的艺术技巧,又要有超常的深广度分量来让世人、让历史承认。张爱玲作品中蕴含了独特的审美旨趣和丰厚的人生体验,她对人生、命运、人性进行艺术审美,并在深层次上传递出对普遍人性、人类命运的揭示。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女神》书写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评价和认知可以明显分为建国初期、"文革"结束初期、80年代以及近期四个阶段。尽管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一致认同,但是出于不同时期文学史观和书写思维的差异,每一阶段的文学史书写者对《女神》的书写角度和表述方式也相应存在差异。而对这些"同"和"异"的梳理与研究,既是《女神》接受史的浓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局部"抽样"。     

“价值中立”与文学史书写——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论探析

洪子诚以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撰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出色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挖掘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全方位渗透进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同时又对这一思路背后的解构意识持保留态度,从而引发学界争议。不同学者因着相异的现实认知与研究动力,而对知识与权力、审美与意识形态诸关系产生彼此抵牾的理解与阐释方向。此一学案为衡估当代文学学界的学术诉求及限度,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不必爱屋及乌──论《红楼梦》诗词的评价问题

不必爱屋及乌──论《红楼梦》诗词的评价问题任蒙１０年前，关于《红楼梦》诗词的艺术评价问题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南北间都曾有报刊发过文章，观点迥异，令人莫衷一是。但我总感到那些文章大多局限在就诗论诗的思路中，把握上难免失之偏颇。应当充分看到，作为文学大师...     

百年文学史研究反思

反思百年文学史研究,要注重实实在在的工作,不要把新的观念变成固有不变的模式。需要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文学史观,需要有思想的文学史。要注重作品的艺术分析,又要注意研究整个文学活动,不要把文学史写成作品史。要把握作家作品所反映的文学思潮,把握其独有的个性和特点,以此来反映史的脉络,不能只是按作家生卒年前后排序,以占有篇幅多少表明某一作家的成就高低大小。     

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文化认同研究

近年来,以语言、文学、历史、神话为考察重点的文化认同讨论,在学界是热门话题。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台湾文化认同改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