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机与贪官之道

理想、信仰是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一种主义,是对未来的设计,是人对自己生命的再创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是围绕着一个人的理想、信仰展开的。作为社会的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作为社会的集体亦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若理想、信仰出了大问题,就会使一个社会、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把时间带回政治学研究的中心

时间与政治学的研究密不可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与多元结构功能主义运动,把时间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历史制度主义与国家回归运动,从认识论的高度看待时间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时间的分析手段与策略。这其中,长历史周期分析和时序分析尤其令人瞩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诸多研究者则从本体论视角思考时间问题,把时间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解释了时间的社会性、主观性与可塑性等特质,推动了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的纵深发展。但这依然远远不够,本文认为,政治学研究只有重视时间概念的研究,把时间带回中心位置并作为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来看待,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疫情背景下生态主义思潮的五个焦点议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地呈现出来,促使生态主义在抗疫政治对比的座架下转向抗疫议题。围绕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文明价值取向、中医存废、生态文明定位、绿色发展走向等问题,生产主义和生态主义、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绿色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等思潮展开了激辩。只有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整个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才能健康发展。     

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

霸权话语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近代,它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话语如东方主义。在当代,它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如美国外交中的国家分类学。霸权话语体现了霸权对非霸权的权力关系,霸权话语的目标是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使其沉默无声,但是,霸权话语几乎处处遇到抵抗。当今世界是一个对话多于对抗的世界,霸权话语与非霸权话语需要走出压制与抵抗的恶性循环,在沟通与对话中承认差异,达成共识。     

我国刑事诉讼卷宗移送方式的困境及其改革出路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全部卷宗移送方式因易导致法官预断而致庭审流于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遭到废弃。新刑事诉讼法采用的部分卷宗移送主义因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又产生了种种弊端。部分学者因之提出了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改革我国卷宗移送方式的思路。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方向尚不明确,起诉状一本主义需要的各项配套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必然导致制度内部的冲突,甚而会因制度的反作用而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因此,暂缓实行与我国诉讼制度适应性前景无法预料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结合我国国情,重塑预审程序,实现庭审法官和预审法官的职责分离,将卷宗移送划分为向预审法官的证据移送和向庭审法官的证据移送是较为合理选择。     

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     

从割裂到弥合：政府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政府技术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吸纳"与"排斥"对峙的割裂发展阶段,重构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结构,能打开政府技术治理研究的弥合之窗。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多主体使用现代信息化操作工具及其知识体系实现政治和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信息循证主义和数字技术嵌入双重维度及其质化指标共同构成政府技术治理的概念结构。政府技术治理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问题域和权利域、公共需求样态转变亟待回应等外部推力的结果,也是政府为探寻治理创新路径、夯实公共权威的内生选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应急管理智慧化和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政府技术治理的可为路径。发挥政府技术治理效用,必然要维系治理价值和技术的平衡,突出治理中"人"的主体作用。     

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

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主流大幅度左转,具有了明显的民粹倾向。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右翼民粹主义。他们修正了传统的民粹主义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基于激进进步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其锚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的底层、以国家福利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种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特朗普攻击精英,但并不反对而是维护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多元主义,而是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的偏见。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显具有新保守主义特征,只是其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带有某种民粹色彩,但仅据此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一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常常因无法包容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性而受到批评。为反驳这种"不宽容"的批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多元文化主张,以此包容、捍卫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然而近两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以及难民危机日益严重,加上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西方学者及民众却开始抱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族群"过于宽容",既损害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导致族群内部弱势群体的个人自由无法得到保障。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转变令人惊讶,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少数中的少数"难题。而通过对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介绍与剖析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能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多元文化困境及其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