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建党初期的湖南先驱

从1920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再到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涌现了上百位湖南早期党员,勇为建党先声、革命先驱,为信仰和实践共产主义而奋斗,令人景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毛泽东和习近平总书记都作过的精辟概括。     

向警予 模范妇女领袖

向警予是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袖。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斗争精神是北京建党活动的灵魂 ——庆祝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100周年

20世纪初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党酝酿过程中,坚持思想斗争,批驳胡适等人的理论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组织建立后,严肃组织斗争,清除无政府主义分子,确保了党组织的统一和纯洁。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京早期共产党员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展开政治斗争,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组织发动北方工人运动,勇敢反抗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坚持真理、维护纯洁、直接行动的斗争精神,贯穿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全过程,成为北京建党活动的灵魂。     

毛泽东早期话语转向的内在逻辑

从1912至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在历史与个体、客观与主观因素合力作用的必然逻辑中,呈现出从传统话语到现代话语、唯心话语到唯物话语、改良话语到革命话语的嬗变。代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潮流的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塑造了毛泽东早期话语转向的历史语境;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毛泽东话语转向提供了理论铺垫;毛泽东早期的政治实践,特别是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构成了毛泽东转向革命话语的现实动因。话语转向意味着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深刻转变,为毛泽东面向时代、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石,对于毛泽东面向实际、面向工农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大众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转变过程探析

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 ,从中国传统哲学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是在这个转变中 ,是否存在一个以接受西方哲学思想为主的过渡阶段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其理由如下。毛泽东自己对当年思想历程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他在 1 97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 :我读了 6年孔夫子的书 ,又读了 7年资本主义的书 ,到 1 91 8年才读马列主义。显然 ,这里说的读孔夫子的书 ,是学习和接受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 ;读资本主义的书 ,主要是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 ;然后才是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1 950年 ,毛泽东在同周世…     

早期维新派法律思想述评

<正> 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及其初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并活跃着一股要求进行具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新思潮,即所谓的早期维新思想。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被统称为早期维新派。就法律思想方面而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何启、胡礼垣等。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是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言人。     

毛泽东之前的五位总书记

总书记一职,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也是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在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前,中共历史上有过五位总书记。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处世风格,这五位总书记在党史上演绎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陈独秀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     

ARIMA模型在某市刑事类警情预测中的应用

目的:为弥补当前公安情报分析中主要依赖经验分析的不足,对ARIMA模型在刑事类警情预测中的应用展开探讨,为刑事类警情的早期预警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应用ARIMA模型对某市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刑事类警情数据进行分析并建立预测模型,对建立的预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诊断、模型评价,选择最优预测模型。结果:某市刑事类警情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选取的最优模型ARIMA(0,0,0)(0,1,1)能较好地拟合既往时间段某市刑事类警情的变化;对某市2018年1月的刑事类警情实证预测表明,所选模型的算法拟合度较高,在95%的置信区间之内(预测值290次,真实值315次),模型短期预测效果较为理想。结论:ARIMA模型可以应用于刑事类警情的情报分析与预测,建议在实际应用中应进一步推广。     

主权、立法与早期法律实证主义的内在缺陷

早期法律实证主义突出法律作为主权者意志的表达。透过对边沁的分析,我们发现,边沁的主权理论与立法理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可以追溯到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以及现实指向,它深刻表明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在分析社会现象和解释法律事实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无论是奥斯丁还是边沁的理论都难以完全容纳授权性法律,主权者意志也难以符合现实,并且习惯性服从也不能赋予法律以规范性。     

五四时期学生群体集体身份的建构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五四时期，学生群体游离出传统的“士”人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类别，开始登上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此后，在其国家主体的自我构想以及社会舆论中呈现出的“崇新重少”态势的双重影响下，这一群体形成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国民身份意识，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