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博览

<正>以良法标准指导立法陶红武在《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期上撰文《论以良法标准指导我国的立法》认为,"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良法治国"。而所谓的良法应该是以人权为基本内容,以公平和正义为最高价值,以促进人的全面     

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

湘鄂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中共中央曾计划把湘鄂赣苏区和赣西南苏区连接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共湘鄂赣省委隶属于苏区中央局领导,党政军群等工作都得到了苏区中央局指导。湘鄂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战略地区。     

超过诉讼时效核准追诉制度的实践展开

我国《刑法》规定了超过诉讼时效核准追诉制度及其适用条件,但却未对适用条件的具体内容做出详细规定,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核准追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应采用“双标准”模式;判断“法定最高刑”时,应考虑能够影响“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量刑情节;“认为必须追诉”的主体应包括司法机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于“必须追诉”的认定应对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在事实、证据达到立案标准后立即报请。     

福建省苏维埃民主实践的历程及其启示——一个历史政治学的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民主的价值与制度应用于新型政权建设过程,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初步形态。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显示了外生学习型民主正在向内生演化型民主演进,向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的阶段发展。     

老区长汀的红军歌谣

长汀县又名汀州,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所在地,是红军长征主要出发地之一.     

论我国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中证明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司法实践中证据运用的首要问题.作为指导和规范刑事证明活动准则的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根据刑事证明逐步深入的特点,构建出由低到高"阶梯式"的层次性证明标准.作为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即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确立,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深入研究证明标准的涵义,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分析国内有关刑事证明标准的各种学说,反思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以期重新构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和需要的科学、理性、可操作性的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     

长征前后的兴国籍苏维埃高干

李才莲:少共书记系安危 李才莲,1913年出生,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人,曾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下以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组成的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李才莲任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     

关于两个宪法问题的探讨

成熟的法治社会需要理性的宪法学,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关注宪法制宪权的价值与现实根源,探析宪法规范最高性的表现与宪法制裁性实现问题,对于提高民众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民本思想内涵远超西方“民主”价值观

西方政治制度并非不可逾越的"最高标准"。细心发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我们不难发现,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正是新时代国家制度理论创新的良好基石。因为,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今日海南》有奖评刊

"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古老的经典——《尚书》就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