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崛起中国东部沿海产业新高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遵循.五中全会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即到江苏视察,要求江苏"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支点城市,连云港面临着服务"一带一路...     

委托—代理视角下《劳动合同法》的完善

作为委托—代理表现形式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劳动关系领域较为普遍。从委托—代理视角来看,《劳动合同法》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条件过于宽泛,难以规制劳动者的道德风险;二是试用期制度不尽完善,难以防范劳资双方在特殊情形下的逆向选择;三是裁员方面的"优先留用条款"福利性较强,不利于留用优秀的劳动者。建议立法机关在修改《劳动合同法》时,不再将"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条件。同时,将劳动者离职后再次被招用到原用人单位,且工作内容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形作为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的例外,并且规定试用期可以因劳动者停止工作进行医疗而中止。最后,赋予工作表现优异或者对用人单位的经营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人员以优先留用资格,并在相关人员之间设定合理的顺序位阶。     

德国少年转处的经验:意义、范围和手段

为了实现德国少年刑法所奉行的教育理念,借助转处措施而提高终结刑事程序的适用比例就显得尤为重要。柏林转处咨询和调处办公室旨在落实对少年涉案人的教育措施,一旦当地检察机关同意了转处措施,转处办公室的社会工作者经过评估后认为可以实施教育措施的,将会由转处办公室的社会工作者对其实施不超过两个月的辅导帮助,其内容不仅包括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修复,还包括生活状态重建以及平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如果未成年人履行了约定的负担,检察机关会原则上可以根据转处报告对涉案少年终结刑事程序。为了保障转处的适用,立法不应该赋予刑事追诉机关太多适用转处的裁量空间。同时,对参与转处实施的人员需要开展培训。     

泰国:2020年回顾与2021年展望

"抗疫"与"抗议"成为泰国在2020年里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受COVID-19疫情影响,泰国经济同比萎缩6.1％,旅游、航空及住宿餐饮等服务行业受损严重.同时,泰国掀起了抗议示威潮,导致政治陷入动荡.2021年,抗议示威运动仍然持续进行并影响泰国政治的发展.随着全球COVID-19疫情得到逐步控制,泰国经济有望缓慢复苏,但也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外交上将重视发展与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关系,维持"大国平衡"战略,不断加强区域合作,开展全方位多边外交.     

民心相通:东盟青年群体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性研究

东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必经的南海海域沿海国家组织,民心是否相通对于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和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东盟的青年群体人口基数庞大,在"后喻文化"时代已经成为东盟社会价值观的引领者和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由于东盟青年群体兼具积极包容和不稳定的双面特征,他们既可以成为夯实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影响区域安全治理的挑战因素.学者需在此方面加强研究,从而为促进中国—东盟的"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持续的民意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一刻也不能放松。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村镇银行:机遇与挑战并存

2020年底,两家村镇银行走到了尽头。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宁波监管局分别发布公告,同意重庆万州滨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宁波宁海西店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因被吸收合并而解散。此次村镇银行解散获批为中国有案可查以来首例,引发了社会关注。人们担心今后村镇银行解散会成为一种趋势,从而给自身的银行存款带来损失。     

印度尼西亚:2020年回顾与2021年展望

2020年,在COVID-19疫情防控背景下,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与社会形势总体稳定.下半年,总统佐科改组内阁,并经受了"伊斯兰捍卫者阵线"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印度尼西亚经济经历1998年以来的最大幅度下滑,但随着"国家经济复苏计划"的实施走出了低谷,以"V字型"走势反转.外交上,印度尼西亚重视卫生合作和经济外交,并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新机遇、新挑战

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新阶段后面对的机遇和挑战1.中国在新阶段面临的机遇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机遇。当今的世界各方面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现行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身也在调整对国际体系的部署,主导力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这使得中国有机会作为重要成员在未来的世界格局规划中获得更多的新的战略机遇,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制定。     

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商务法》“通知—删除”规则呈现出滥用和错误通知概率高,损失风险大,实质作用可能得不到发挥等问题,源于其对电商知识产权侵权治理效果的积极追求,以及因此形成的对传统“通知—删除”思路的改动式借鉴——允许在认为侵权情况下发出通知但不提供恢复选择,结果是这一“通知—删除”规则不具备诉前禁令的条件却具有类似的效果。现有完善思路意图让这套规则更接近真正意义的诉前禁令,却因忽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而难有成效。电子商务治理应该注重发挥利用平台的管控力,基于此形成的平台自治能够通过平台的实质性介入引导纠纷解决和提高处理效率,从而控制滥用、降低风险,缓解规则存在的弊端。实现平台自治一方面需要在不违背法律价值和不降低法律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约定—同意”的方式探索自治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在规范层面赋予平台一定的自治权限,让平台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在收到反通知后确定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