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现状和新发展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EIA)是根据一个项目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而进行的识别、预测和评价的过程。虽然我国目前建立了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执行力度不够,还存在诸多不足,其中重要的是大量专家和政治动机的缺乏。我们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策略来减少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不足,提高它的有效性。但更重要的是要把传统的环境影响评价理念和战略环境评价相结合,并且在实际的工业生产过程中进行清洁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从而真正做到资源、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心理学分析

网络成瘾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出现而孕育出的精神性副产品,对青少年的身心影响极为重大。其症状学特征同药物性依赖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经有关调查表明,在青少年群体中有近10%～15%的受害率。其形成机制集中在内在需求、人格特征和社会人际环境三种因素上。从外在刺激作用上,由IT技术所决定了的网络结构形式和网络传送内容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网络成瘾的三大诱因。鉴于研究的初步性,研究仅从网络依赖的症状学角度来分析,同时为进一步的定量分析打下基础。     

浅谈网络犯罪及对策

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形态犯罪 ,可以定义为行为人以计算机网络为工具或以其为攻击对象而实施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网络犯罪具有智能性与现实犯罪的交织性、随机突发性、隐蔽性、跨国性等特点。面对网络犯罪 ,综合法律界、科技界、计算机软硬性编制、生产部门、政府与国家乃至国际间的全方位的共同努力 ,共同防范、可能比单纯的打击更有效。将网络犯罪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     

我国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目前,我国一些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专利积累,不断遭受外企的知识产权诉讼,一些企业由于缺乏经验,不敢应诉,遭受更大损失.关于如何推进知识产权战略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注重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体系,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产业政策上要强化知识产权导向,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在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面前要敢于应诉.     

婴儿脑病合并内脏脂肪变性综合征死亡1例

1 案 例 1.1 简要案情 某女婴,9个月,某年7月21日上午在社区卫生服务站第二次接种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后,出现发热、呕吐等不良反应.当日21:08到市中心医院诊治无效,于次日04:18死亡.     

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应该下调,学者则大多持反对意见。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对青少年的自由意志成熟程度的推定,其合理性取决于法律推定的准确性。传统的刚性立法模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维持刑法原有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或者绝对下调刑事责任年龄,都不是理想的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秉持弹性论立场,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下调,既是博弈的结果,亦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的现实化。"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解释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行为,而不是指具体罪名。"情节恶劣"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之外的限制性条件。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属于特别的程序性限制,与其他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明显不同。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与思考

当前,检察机关在办理叉车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滞后,行政机关职责界限不清晰,安全责任主体不明等办案难点,对此检察机关可以运用“专家论证+公开听证”模式,全面论证安全隐患及其危害后果,厘清行政机关监管职责界限,明确安全责任主体。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的制发,促进源头管控与系统治理,达成类案办理到社会治理的质效跃升,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毛发中7种常见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分析及应用

目的 建立毛发中常见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UPLC-MS/MS)测定方法.方法 将20 mg毛发加入1 mL内标甲醇溶液,经冷冻研磨、超声提取后,提...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