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框架研究——以中国31省市为例

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迫切的转型需求。本文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与本质联系进行分析并构建了一个包含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和发展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框架。随后运用该框架,利用相关数据与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方式从上述三方面进行定量测算与研究,最后根据测算结果指出了各省市当前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的转型方向。     

地方政府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模式与挑战——基于440份公开文本资料的分析

在全口径预算改革的背景下,中央于2010年开始在地方推行社保基金预算,而社保制度和预算管理等诸多问题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实践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如何对31个省级政府2000多个统筹地区的预算进行汇总和编制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本文搜集了440份正式的政策文件、官方报道、领导讲话和会议纪要,采用内容分析法来深描和揭示了地方社保基金预算的具体模式和普遍存在的问题。文本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编制内容和流程上均有拓展,立法审议也在加强,有些省份还采用三年滚动财政规划来进行预测。不过,它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总额控制较弱、缺乏完备的储备金政策、政策目标断裂、管理会计缺乏和报告透明度不够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对社保基金预算进行优化,需要同时在预算的技术层面和社保制度层面进行改革。     

涟漪效应与官民共鸣:城市大型邻避冲突演变过程中的信息传播与动员

在一些城市的大型邻避冲突中,邻避信息传播和动员过程大致经历了关键人物的商议、地方精英的讨论、地方精英向亲友的传播、精英的亲友向普通大众的扩散、抗争积极分子借助媒介建构当地邻避共识、向外地公众求援和平息等七个阶段。邻避信息传播呈现从精英向大众扩散的涟漪效应。地方精英的亲友是联结地方精英与普通公众的纽带。地方精英及其亲友可能隐蔽地传播负面信息,甚至可能采取体制内的抗争行动。体制外的部分邻避行动者通过口头、互联网、手机传播有关邻避设施的负面信息并动员体制外的抗争行动,塑造当地舆论场,并试图影响外地舆论场和境外舆论场。体制内外行动者传播的抗争信息和采取的抗争行动可能产生彼此激励的抗争共鸣效应。涟漪效应和官民抗争共鸣也存在于其他一些政策议题之中。邻避信息传播本质上属于政治传播。     

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条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的案例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国际往来日益活跃,地方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成为新型的国际交流合作。地方政府跨国合作对于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解决跨国公共事务、提升地方竞争力和实现互惠互利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中,东南亚占据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东盟地方政府合作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实践,地缘优势、群体规模的同质性、共同政策目标、领导者推动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构成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系统。同时,合作风险、交易成本、现有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和国家利益等要素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短期利益的行动策略,成为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约束条件。地方政府在激励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下作出跨国合作的理性选择,有助于形成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     

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框架构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攻坚下的“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从长远来看,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保障。因此,梳理和分析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以及明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法治困境成为探索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基本任务。一、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价值(一)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需要脱贫攻坚背景下的“依法治村”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是应有之义。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风险社会视域下领导者韧性:表征、概念与框架

当前社会面临比以往更繁多、更复杂、影响更大的传统和非传统叠加的公共安全风险。风险呈现突发、密集、叠加、蔓延等特征。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挑战已不再是单一的冲击或压力而是多种挑战的结合。领导者面对不确定、风险交织的环境,表现出的不适应性使得他们在应对风险过程中极其被动,频频出现失误。韧性框架为领导者防范和化解风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领导者意识到可能发生的风险,对风险和危机的解释力、风险治理能力及有效化解风险和危机的行动构成了领导者韧性框架“解释—能力—行动”的三个维度,为增强领导者在未来风险和危机中的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和转化力提供理论指导。     

印花税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

导读:2月27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的说明。制定印花税法,对推动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提高印花税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体系化:问题识别、逻辑建构和实现路径

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以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而推进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化是2019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明确要求。自然保护地作为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而运用区划工具进行管理的一种公物,其体系化建设是实现改革目标的要求。立法的体系化不仅是达到保护目标的现实需求,而且也是法律体系化在自然保护地领域的有效延伸。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体系化包括形式意义的体系化(即结构的体系化)和实质意义的体系化(即功能的体系化)。结构的体系化是指通过立改废释等方式,构建全面完整的自然保护地立法框架;功能的体系化是指将各项法律功能分配给相应的法律法规,该功能的实现需要在自然保护地内部法律法规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也需要与外部相关法律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唯此,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体系化才能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建成。     

执政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价值正义性的一种承认,同时构成了对公共机构及其权力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西方话语意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审视自身执政行为,彰显了高度的自信。对执政党主体地位和自身条件合法性的考察,是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的前置性工作;而通过将合法性指数概念和权利-义务分析框架引入并运用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则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中共执政行为的政治价值指向提供了科学标准和科学模式,为执政党领导中国法治建设注入了反思性向度,这是助力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法治建设事业进一步走向更大成功的重要理论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