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

梁漱溟先生曾说,现代化的中国“是一棵新树,但它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每个人也是如此,不管走到哪里,始终都有自己的根。它可能是一条小道、一座墓碑,是青草炊烟和清澈见底的山泉,是被撇在身后却一直在守望的村庄,是站在村口等待的老娘,是筑梦路上始终不变的理想与青春。归途,是守望,更是萌发;寻根,是执着,更是坚定。撑天一根担日月,拔地千笋写春秋。带着这份牵挂,用更坚实的脚步去丈量梦想,执剑天涯。     

梁漱溟是全盘西化论者吗？——与黄玉顺教授商榷

黄玉顺将“是否主张吸收西学”视为现代新儒学和全盘西化论区别的标志,认为梁漱溟是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范式的两大学派,现代新儒学与全盘西化论的区分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主张吸收西学,而在于对如何吸收西学的不同回答及为吸收西学所作的哲学论证,在于通过文化选择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与全盘西化论的对立表现在：反对全盘西化论将儒学与封建专制制度等同的观点,通过区别制度儒学与儒学义理而彰显后者的永恒价值;检讨全盘西化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局限性,要求整全地了解西方文化;主张中国和世界未来文化要走中国的路,并且提出返本开新的儒学复兴之路;反对全盘西化论“现代化即是西化”的主张,提倡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梁漱溟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修正了全盘西化思潮的极端化倾向,最终与全盘西化思潮构成对立互补关系。     

论梁漱溟法律思想的现代价值

细读梁漱溟先生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是将法放在整个文化的背景下来理解,特别是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及思考,都为研究现代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模式.     

“落榜者”与老字号

高考结束．暑期来临．那些“金榜题名”的考生自然欢欣地放松一下，而那些落榜者也不必落寞，因为孔老夫子也没有大学文凭，苏格拉底靠自学成为有学问的人．梁漱溟只是初中毕业就当了大学教授，比尔·盖茨则没有上完大学就去创业。这样说来，“落第不失志”是很有道理的，落榜后仍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已经被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经历和成就所验证。就从古都北京商业繁荣的历史上看。众多的老字号中不都是“学院派”出身，至少有三家老字号是由“落榜者”创办的，这就是著名的“王致和”“全聚德”和“一得阁”。     

试析1953年梁漱溟受到批判的原因

1953年9月,梁漱溟因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次发言,而引来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其原因来说,是较为复杂的。既有复杂的历史纠葛,又有当时的现实因素在起作用。深入探讨这一公案得以发生的原因,对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论邓小平：一位伟人对另一位伟人的审视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毛泽东1951年的这番评价，包含了此前10多年他对邓小平卓越才干的所有肯定1951年9月3日，民主人士梁漱溟与毛泽东共进晚餐。席间，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几个月来在四川考察土改运动的收获，谈到他对四川工作和对邓小平的印象时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     

梁漱溟与西化思潮

梁漱溟与西化派在对东西或中西文化差异的性质的认识上 ,在对待新旧文化的态度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在为中国文化出路所作出的选择上也具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认识和选择尽管各有其亮点 ,但总的来说 ,都是片面的 ,不正确的。     

试论毛泽东农村革命思想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本分歧

毛泽东农村革命思想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毛泽东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梁漱溟则以“士”的立场看待中国农村;毛泽东认为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农村已形成农民与地主两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而梁漱溟则认为中国农村无阶级对立,更无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主张从废除封建地主占有制的土改斗争入手,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社会主义,而梁漱溟则主张走“乡村建设”的改良之路以解决农村问题。     

论梁漱溟的道德伦理思想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探索人生价值和中国出路两大问题 ,并试图将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与中国文化的现实和发展联系起来 ,以一种正确人生观的奠定来作为解决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出路的根本途径。他建立在”无私的感情”基础上的道德伦理思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是他提出的互以对方为重 ,以无私的感情对己对人 ,使人类最终能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宪政意义上看1953年的毛、梁纠纷

195 3年 9月 18日的毛、梁交锋事件在许多方面不能说没有肇始和发轫的宪政意义。分析这一宪政事件 ,对于研究特定的民主宪政的实践形态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