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修辞”与文艺的悖论

“矛盾修辞”将两个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并使它们发生修辞上的联系。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比,而是使两个本来不可调和的事物所具有的特征相互渗透,相互溶入,通过对两者的综合,用两者的合力营造出一种全新的境界。它不仅在美学方面体现出一种雄健的审美趣味,而且在揭示自然和精神的真相方面表现出一种道德上极端残忍的清醒。作为表现手法,“矛盾修辞”使表现不可表现的内容成为可能;作为思想方法,它把意识活动引向常情常理不能达到的深处;作为创造手段,它开辟了一个充满悖论的统一世界。波德莱尔在其创作中惯常使用“矛盾修辞”。对“矛盾修辞”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廓清波德莱尔倡导的“深层修辞”某些方面的内涵。同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相比,波德莱尔通过“矛盾修辞”体现出来的美学理念无疑是一种深化和升华,它揭示深度的思想情感或思想情感的深度,凸显生活中固有的不可消解的矛盾和悖论,启发一种观照世事和人心的现代视角。     

浅析模糊限制语在政治访谈中的表现形式

模糊限制语(hedge)是指一些“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这些词语就话语的真实程度或涉及范围,对话语的内容进行修正或限定,表明说话人的态度、主观认识与评价。英语中存在着大量模糊限制语。模糊限制语不仅是说话者保持面子的一种策略,而且在政治访谈中更是一种目标。     

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思考--以中国宪法为例

法典修改是一种修辞现象,又是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语用修辞活动。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双重结构论)与陈望道"修辞学的功用观"均对法典修改有积极意义。中国宪法文本修改这一修辞现象和言语行为表明,法典修改可作为语用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个中介。考察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理据,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助于语用学、修辞学的发展。     

国家公务员考核量化测评方法研究

建立科学的分类考核要素和量化测评体系,是弱化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考核结果科学性、准确性的关键之一。为解决国家公务员考核量化测评过程中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可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评判法来促进国家公务员考核定量化。在重视与现行公务员考核量化测评方法衔接的基础上,通过适当补充、完善考核要素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级考核指标因素和二级考核因子的权值,以建立模糊综合测评的模型。     

模糊思维论略

文章界定了模糊思维方式并提示其客观根据,论述了模糊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模糊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从而指明了模糊思维乃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正在探索的一个前沿领域.     

城管热线“96310”环境秩序评价研究

一、引言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城市环境问题变的日益凸显,城市环境依然存在"垃圾乱丢、摊点乱摆、工地乱象、广告乱贴、车辆乱停"的五乱现象。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城市对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各地区城市管理部门都在积极探索治理环境秩序问题的新模式。以北京市为例,2001年市政府开通了"96310"城管热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诸多环境秩序问题,同时也提高了城管的公共服务水平。这种治理模式是城管执法人员接到群众打电话反映或信访后,     

故乡风吹云散

那些贫贱之中孕育的善良和忍让,那些泥土中培植出的淳朴和爱情,如今似已风吹云散,不知所踪。在记忆和当下的困惑与压迫中,人就容易走入模糊的境地,这模糊在日月的流走中也就有了一种巨大的困顿心灵的力量,恰似一个人频频回首影子的行走,     

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与制度修辞

文化革命与制度修辞 本文所讲的文化革命,是指中国近代以来长程革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如果把近代中国的革命三分为经济革命(器物革命)、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话,那么,其基本进程也是从经济、制度再到文化.洋务运动就是经济革命的肇始,戊戌变法则是政治(制度)革命(改革)的肇始,而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革命的肇始. 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制度修辞,而不用法律修辞,是因为法律仅仅是制度(正式制度或大传统意义上的制度)的前提要件——尽管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除了法律之外,制度还需要理念、主体、行为、反馈等条件.所以,制度修辞更能够表达修辞对法治建设的意义.那么,文化革命和制度修辞之间是何种关系?     

资讯

<正>政府信息公开等……掉了什么?北京不久前公布的《2014市级政府预算编制说明》中,共出现50多个"等"字,尽管预算编制说明中罗列了收支安排,但一些具体项目仍被"等"掉。"等等"在内行看来自有妙用。审计署驻某地特派办人士透露,一些政府财务数据中简单列举后再加个"等",主要是为模糊处理。"以前有单位10人去外地开会,结果列了几个人加上‘等等’说     

哈特“开放结构说”的立法反思与现实回应——以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为例的分析

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传统法学理论开始审视语言学的内在功用。哈特将立法和司法难题的成因归结于语言的"开放结构"。然而,哈特"开放结构说"的提出丝毫无助于解决现实中的立法难题,甚至将立法者推向了一种规范化与无序化的两难境地。在此情况下,立法者所欲想的、将立法语言的开放性弊端融身于司法之中的构想,却导致了司法权的不堪重负。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规则的模糊化改变了司法与社群之间的关联媒介,并弱化了传统法治中的明确性力量,从而导致立法与司法的制度性危机。为了降低立法语言运用与法治资源配置之间的紧张矛盾,立法者应当将立法评估纳入到立法方案的选择中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