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经济法责任制度再释:一个常识主义立场

在诸如法律责任等基础性问题上形成共识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学界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仍存有分歧,甚至在偏离法学常识的立场上建构经济法责任体系,如产生综合责任或他法责任等观点。理性认识经济法责任,应区分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之间的界限;同时要明确,法律责任设定应有限度,应考虑责任追究的可能性与实际效果。基于此,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与追究模式应因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为管理主体设定责任应体现双罚制,对管理者本身主要追究行为责任,对其人员则可在法律责任之外施加政治责任;为市场主体设定法律责任大多时候只需单罚,仅在特定情况下才需考虑双罚,市场主体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体现为财产责任、行为责任与声誉责任的复合。     

论英国“新地方主义”的特征和路径选择

新地方主义是对英国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自治权发展的新的诠释,主张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给予地方政府限制性自由裁量权和赢得的自治权,鼓励发展地方公民的参与性治理。新地方主义理论和政策融合了英国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两种传统,呈现为英国地方自治新的发展趋势。     

多元主义国家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比较研究——基于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不同认识

多元主义国家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观,二者在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二者都非常重视民主,主张实行民主制。但前者把民主和专政完全割裂开来,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而且主张超阶级民主。后者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研究

近年来,澳大利亚创意产业迅速崛起,受到全球关注。本文试图从历史视角探讨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的形成和变化,从而得出该国文化政策获得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超验主义中的以道为体与以儒为用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超验主义哲学家和美国文艺复兴的思想领袖。在他构建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中,既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精华部分,也积极的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汲取养料,接受儒家思想,并为己所用。虽未接触道家思想,却与之奇妙的契合,最终体现为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的思维模式。     

明治时期的藩阀与政党——以民意为中心

明治维新后,如何处理官民关系,并将民意有效反映在政治上,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在福泽谕吉等人看来,只有官民协调,政府积极向民众解释政策方向,在官民互动中把握民意,才能形成好的社会风气,政府才能巩固。议会召开之后,官民关系表现为政府与政党的关系,二者在议会中对抗、妥协,各自标榜对民意的占有。藩阀政府的超然主义因自身解释的不足、民党强势反对等,无法充分实现;而民党因组织程序、政务能力等,亦不能有效集约民意,获取支持。经过初期议会的交锋,民党自省以图改革,而伊藤博文亦高唱政党改良,二者趋向一致,最终实现了政友会的成立。     

“奥巴马主义”的变奏——奥巴马执政后期的对外政策

以2014年为时间节点,正当奥巴马政府开始投全力打造“奥巴马主义”外交遗产的时候,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重大变化使“奥巴马主义”遭遇了严峻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打造“奥巴马主义”遗产与回应挑战、质疑之间维持艰难的平衡.一方面,奥巴马坚持“奥巴马主义”的基本要义,坚守对外干预的门槛,另一方面,对挑战和质疑做出回应.两者动态的调适构成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线索.但奥巴马政府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奥巴马主义”的困境.“奥巴马主义”与特朗普的外交主张之间并非完全的南辕北辙,在“收缩”、“内顾”等主张上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亚洲悖论的根源——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能对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东亚国家的整体关联性在于均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它们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亚洲悖论的深层根源。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就成为东亚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此造就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甚至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与发展之后所出现的问题,虽然以国内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诉求和集体心理的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导致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合作严重滞后。但是,即便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悖论就不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只能解释亚洲悖论的源起,并不能预测亚洲悖论的消失。     

威权主义视野下的埃及民主转型分析

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一直到穆尔西时期,埃及社会发展始终具有自纳赛尔时代以来的威权主义色彩。在民主化浪潮下,威权主义模式逐渐式微,埃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的种种矛盾不断显现,其民主转型过程也因此充满动荡与暴力。埃及民主的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威权主义的民主化转型,克服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民主的良性运转与社会的进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