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听证中的“霍布森选择”与程序正义

行政听证制度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一种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民意、实现公众权利的方式。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显现出了局限性和诸多问题。看似公平合理的行政听证程序,由于不完善的程序而实际上已陷入了"霍布森选择"的怪圈。跳出这种怪圈的几点对策是:听证目标纠偏;保证听证会的公开性、公正性;突出行政听证程序的自治性。     

评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

《万民法》是罗尔斯国际正义思想的代表作。正义战争观是其国际正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详细论述了正义战争观,但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思想也存在很多缺陷。所谓的民主和平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论断缺乏说服力,自由民主国家对法外国家发动战争的理由论证难以令人信服。《万民法》中对士兵战争责任的论述与《正义论》中的相关论述不一致。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三维向度及其启示

马克思正义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法权批判、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三维向度的统一。正义的法权批判向度在批判自然法和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揭示了正义的阶段属性,正义的社会批判向度指出了解决正义问题必须返回到现实的生产实践当中,正义的道德批判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从人性角度对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反思。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现实启示是:分配正义是保障社会正义的基础,社会正义的实现要防止个体需求满足异化为对拜物教的追逐,个体正义感的确立需要对个体人性的充分关注。     

全球思想家正在读什么书（三）

12、《关于妥协和卑劣的妥协》 作者：阿维沙伊·马加利特。在什么时候为了和平而接受战略性妥协是正当的？回答是：有时候，但绝非任何时候。书中写道：“我认为。妥协问题上的举棋不定和妥协精神的深层原因在于和平与正义之间的冲突。和平与正义也许还会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     

工伤认定的程序理性——以相对人之参与权视角

作为劳动者获得工伤待遇的必经之路,工伤认定不仅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事实判断与法律评价,更紧密关联于被灾劳动者的生存之权,认定之责可谓重要而且艰巨。但行政机关却出于对效率、成本的考量,而一直坚守着封闭、神秘的程序设计,当事人既无从参与,更无从知悉认定的原委与真相。从程序正义角度观之,难免遭疑。此时,问题被卡在程序本身的正义性与经济性这两难之中,前者要求充分参与,后者则力求简约。在二者之间,真正的出路并不是某个极端,而应是一种平衡。在公正面向上,当以正式听证保障参与之权;在成本面向上,则以简易设计促进效率提升。二者既相互界分又相互连结,力求在平衡与互动中实现整体效益的最优。     

法治的基础是司法

嘉利来案再次证明了,构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法院系统,乃是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嘉利来股权争议案,已经走完可以设想到的行政、司法救济程序。但嘉利来方面主张,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正义。假如略微仔细地考察这些程序,也不能不承认,嘉利来要得到正义,确实比较困难。嘉利来公司首先寻求     

马克思的正义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探析

从理论上看,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集中论述正义,但是,他并不忽视社会正义。马克思对正义的寻求就是对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批判,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正义性。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将未来的正义社会论证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即共产主义社会,并将自由、平等纳入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之中。当前,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希腊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回应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正义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神话中,而从哲学的高度讨论正义问题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柏拉图将正义与德性、社会分工紧密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除了认真给正义下定义以外,还提出了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古希腊正义思想对当代正义观有深刻的影响:麦金太尔的“正义是美德”的思想受柏拉图、亚氏影响甚深,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诺齐克的“作为权利的正义”之争正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难题的当代回应。     

柏拉图教育理想的人性解读

《理想国》中,人性(灵魂)始终是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他把灵魂分为三种状态:理性部分、无理性部分和激情,三种状态互不干扰就是正义最初的本质;每种灵魂状态分别在灵魂中占主导地位时就形成不同阶层的人。而不同阶层的人在国家中各安其位,就形成了正义的国家——理想国。柏拉图主张用教育促使人们灵魂转化——向“善”以达到理想国的实现。人性既是柏拉图教育理想的起点,又是终点。柏拉图提出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值得商榷,但它反省人性、追求“善”的精神正是当今教育所必需的。     

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变迁及法治保障

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正义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数字正义、数据正义、算法正义等概念讨论所引出的核心问题是：数字时代的正义观是传统正义模式的移植,还是基于科技发展衍生出的新型正义结构?实质上,数字时代正义的内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正义观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因人工智能普及而降低,让位于技术理性;正义的作用对象扩大到机器行为,并因此产生算法公开的正义实现方式;正义的发生场域拓展到信息空间,出现场景正义和可视正义的新类别。正义内涵的变化带来了数字非正义问题,数字鸿沟、数字歧视以及数字强权成为区域和群体间不平等矛盾的新缘由。解决非正义难题需要建立全新的法律路径,在实在法层面合理分配数字权利,在程序法层面强化可视化纠纷解决方式,从而为数字正义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