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剥削正义”的迷雾——基于“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若干思考

"塔克—伍德命题"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有理并且正义,极力塑造拒斥正义的马克思幻相,给人们留下了模棱两可的乱象和自相矛盾的错觉,使正义的马克思被遮蔽在赞成剥削正义的迷雾中,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经久不衰的正义争论。实际上,马克思以正义之剑剖开资本剥削隐藏的秘密,以革命的激情谴责和抗议资本主义并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的正义王国,他既是正义的批判者,也是正义的建构者。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交易正义、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解剖和归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资产阶级的正义言说抛在历史的深渊予以掩埋,彰显了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事实批判和价值批判、整体解构与立体建构的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以批判的武器还原正义的原相,奠定正义的根基,以期通达正义的王国。     

试论我国对域外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英美法系中普通法上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该制度与大陆法系侵权法上崇尚的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同。本文研究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自身价值与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该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及该制度与民刑分离理想,提出了我国应该对域外法院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有选择性地予以承认与执行。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程序适用研究

程序法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可见,程序正义举足轻重。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不断推进,程序法再次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规范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的重要法律。其对未成年人也适用,但其在程序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容易导致司法权力滥用,以致未成年人的权利不能全面的维护,本文首先对一些基本概念理清,然后通过逐步分析归纳的方式,对未成年治安案件的程序进行研究。     

徘徊于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之间——刑事被告人补偿制度之提倡

刑事司法赔偿是为了填补基于国家违法行为而发生的损害,其最初是以私法领域中的侵权行为概念与理论为参照,并建立在矫正正义思想上的制度。刑事司法补偿则是为了填补因合法司法行为所造成的公民损失,其以宪法基本人权保障的观念为根本,并且以分配正义为基本原理。刑事赔偿责任与刑事补偿责任有着不同的正当性基础。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二)、(三)项属于刑事补偿责任性质,刑事补偿责任应以被告人没有刑事责任、权利侵害以及侵害程度达到特别牺牲的逻辑递进式三要件作为成立条件。     

守望公证

1989年元旦．我到吐鲁番市公证处报到。上班第一天,公证处主任何世勋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一名合格的公证员是公平、正义和诚信的化身。你还年轻,需要学习的事很多．希望你把公证做为一项事业来做,干一行,爱一行。”由于刚上班．对主任的这些话还不以为然。几个月后．     

论感觉公正

理论上通常将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类。但对老百姓而言,他们只关心办案过程公正不公正、结果公正不公正、说话公正不公正。凯尔森的相对正义论就认为,正义不过是个人或个别集团的感情的任意表露,宣称某某行为是公正的,只不过表明我赞成这个,我也希望你这样做。简言之,民众在看待正义问题时是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笔者建议在司法公正的研究中引入感觉公正这一理念。所谓感觉公正,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以实体、程序和     

程序正义新论

程序正义的提出弥补了中国长期以来轻视程序的陋习,但程序从本质上讲具有工具属性,而结果正义才是最终的价值方向。     

人民法院提高服判息诉水平的思考

司法是国家运用法律解决矛盾冲突的专门活动。人民法院把案结事了作为审判工作的目标追求,把服判息诉作为案结事了的根本标志,既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也是发挥司法功能、提高司法裁判公信力的必然选择。一、强化质量意识,提高实体裁判能力,筑牢服判息诉基础实质正义位于正义价值体系的顶端,只有提高裁判结果的公正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实质正义,让诉讼当事人获得及时公正的裁判,才能从源头上做好服判息诉工作。一是要提高裁判正确率。大力实施审判质效提升工程,开展     

违约非财产性损害赔偿的正当化证成

某一行为或规则正当与否,有赖该行为或规则与法律正义的统一性关系证成.因违约而致的非财产性损害可能而且应该在合同领域实现救济,因为这种救济:一不违背违约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二不违背合同正义价值的当然追求.     

价值视角的转变与正义模式的演绎——评美国1998年《ADR 法》

经过联邦法院对 ADR 的十几年的探索实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1998年《ADR 法》,为 ADR 措施的开展发放了“绿卡”。该法要求所有的美国联邦法院实施“当事人服务型”的 ADR 措施,并允许法院强制当事人参加 ADR 程序。联邦法院 ADR 部门要想成功有效的实施该法,对各种 ADR 措施进行选择,以使其与现有的法院体系相兼容,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协调好 ADR 措施所内涵的正义模式与一直引导着法院的传统的判决型的正义模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