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法治政府等执政新理念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科学发展观旨在矫正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GDP的倾向；以人为本强调政府对于弱势民众的责任；法治政府则要求将政府的一切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当然，所有这些新理念，都可以说是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化。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则是时近两年来党调整执政理念种种努力的一次概括和总结。     

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系统思考

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制度和结构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变传统的对立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先进的"强国家-强社会"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来指导乡村治理;改进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省级地方法规、各级地方性执法规定以及村级规约,提高相关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乡村治理的结构,主要着眼点在于规范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提高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等.     

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及其根源探析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在我国农村的最广泛实践,其基本形式就是村民自治。目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着双重矛盾,一是国家政权与村民社会自治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矛盾。深刻剖析这些矛盾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并据以采取相应的举措,对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旨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非一个悬设的概念或虚幻的理念,它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和鲜明的实践旨向。纵观近几年习近平所提出和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层面基本围绕着建设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和维护国际秩序三个层面来考量。世界和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要目标和价值诉求,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走共同发展之路,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维系共同体生活的坚实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石。推动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构筑并维护国际秩序的和谐有序,促使人类走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终实践旨归。     

列宁正确处理党内意见分歧思想研究

正确处理党内意见分歧是列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一脉同源的早期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下,理清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是否可以存在意见分歧以及可以存在怎样的意见分歧问题。     

论协商民主方法的创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引领发展系列讲话精神的心得感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了实效。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特别是创新引领发展系列讲话精神,结合人民政协工作的任务特点,本文就如何在协商民主中创新方法、引领协商民主在整个中国民主政治和实践"四个全面"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助推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     

当前领导者工作价值观的文化生成、历史嬗变与建构方向

在中国农耕文明基础上生成的小农型、宗法型、内在超越型的领导者工作价值观形态,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与权利观念、契约观念、法治观念等碰撞,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这需要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领导者工作价值观的基点、规则、领域、目标和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形成发展辨析

梳理了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辨析其思想内涵,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进行归类分析的基础上,科学把握其定义,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发展的特点与趋势。通过对这一论题的探究,可以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体系。     

上位法规定不明确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判断 ——基于66 个典型判例的研究

现代行政治理体系中存在着大量上位法规定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在缺乏明确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这些文件的效力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以来发布的66个典型判例的分析，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判决存在3种效力肯定情形和2种效力否定情形，并可被归入较浅审查模式和较深审查模式两个大类之中。法院采用不同程度的效力判断方式体现了保护相对人权益、尊重行政专业性、维护行政效能等不同目的，并具有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意义。但是目前实践中的做法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未来应建立司法区分程度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