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初期政党政治的几点思考

民国初期政党林立,名目繁多,政党政治也乱象百出,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文化基础,缺乏必要的政治制度保障和国内政治环境。反思这段历史,能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或许正因为是“晚年”,而且又是“谈话录”,《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才别具价值。中国人向来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话不像口述那么正规,所以这种随意的方式处处将胡适的真性情“口述实录而立此存照”,一个真实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适就这样慢慢走近读者。     

雍和宫边的唐卡画作坊

郭世昌出生于1922年,已经91岁了。出生在雍和宫东边的东板子门内,并在东板子门的诺门罕呼图克图仓住了几十年。民国年间其父曾在雍和宫外经营唐卡画作坊,加上原来我所知的两家,计三家作坊。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形成新探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必然性 （一）民国初期我国实行多党制的尝试及其失败 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曾出现过“朋党”的现象，但这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和政党现象在实质上相去甚远。直到近代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的、     

民国学者对民初大理院判例制度的研究

囿于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以及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上的困难，统一的民法典未能及时颁行，部分零散的特别民事法令也缺乏统一性，给民事审判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各级民事审判庭缺乏完备的制定法作为裁判依据。大理院的判例在民国初年的司法审判中发挥着重要的法源作用，这一现象成为民国时期法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民国学者对大理院的判例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在很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者对法律时局的关注，民国时期法学研究的一个较大特点便是理论与实务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研究中时时体现出的中国问题意识，更表现在许多法学家本身就是司法或立法的实践者。民国学者的解释、论说与争辩为当时的法制与社会变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也可为当今面对着同样困境的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与经验。     

民国“怪人”吴稚晖

有这样一个人，他22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早年参加康梁“公车上书”，要求清廷变法图强；后参加孙中山同盟会，一生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人之一。     

妻妾成群的民国风流将军

在武夫当国的民国年间,军阀中妻妾成群者不在少数。那么谁的姨太太最多呢?川军将领范绍增的姨太太多达40位,可谓旷古奇闻。不过,范绍增风流而不下流,对姨太太们很讲感情,不像军阀张宗昌、杨森之流经常强暴良家女子,且不把姨太太们当人看……     

震惊海内外的“民国第一越狱案”

1937年2月25日，元宵节。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上午10时许，城南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刑场，4名五花大绑的“特殊”死囚被依法处决。说这些死囚身份“特殊”，是因为他们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民国第一越狱案”的几位参与者。     

民国年间如何报火警

火灾一直是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近代石家庄步入城市化以后，人口剧增，建筑密集，火灾明显增多，消防工作越来越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