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主导下的摩洛哥议会政党体制

摩洛哥位于西北非、阿拉伯世界的最西端,是一个君主制国家。1956年独立以来,摩洛哥一直在进行议会政党体制试验,迄今制定了五部宪法,产生了八届议会。分析半个世纪以来摩洛哥议会政党体制的发展与演变,要把握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君主制是摩洛哥政治体制的核心,议会政党制度是摩洛哥政治体制的补充;二是宪法规定摩洛哥实行多党制,禁止一党制,因此,摩洛哥议会里的政党数量不断增多。     

五卅运动前后的中国青年——从美国媒体的视角来观察

在1920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剧变中,青年学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学生运动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明显进步,那就是中国人民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青年学生怀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权利。1925年的五卅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在爱国主义推动下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时的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主流,对西方不再是崇拜和赞赏,而更多是谴责和批判。在西方观察者看来,1920年代是中国学生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代,他们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即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群体主导了历史发展方向。这些报道还透露了学生运动的一些弱点,包括缺乏知识、经验和准备等。也正是因为这些弱点,虽然他们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力军,但却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领导力量,日后逐步把历史的中心舞台让给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     

从“王者荣耀”到“绝地求生”：“大逃杀”游戏与内卷社会的伦理学

“大逃杀”游戏的崛起是近年来网络游戏领域最令人关注的变化。无论是2015年发售的末日生存游戏《H1Z1》,还是2017年起风靡世界的《绝地求生》以及此后的《堡垒之夜》与《Apex英雄》,一系列以“大逃杀”为基本规则的网络游戏的持续流行,不仅意味着游戏产业内部的范式变革,更折射出我们所处的“内卷化”时代的精神状况——在被全球疫情所凸显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下,“大逃杀”游戏以延长个体生存时间为目标的伦理学替换了传统竞技类游戏中以追求集体胜利为目标的政治学,从而为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玩家”提供了一种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剥削”以避免被淘汰的意识形态幻象。即便玩家们在寻找彼此连接、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种重新集结的历史动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话语所挪用。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呈现

在当今政党政治时代,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有了鲜明的呈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存在阶级基础和代表范围方面的差别,但是党际之间不断求同合作、实现了共生发展,避免了西方政党模式的权力独占和政治资源浪费,提供了远比西方政党模式高得多的治理效能.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无疑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     

恩格斯晚年的斗争精神及其启示

作为“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在晚年积极指导和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他坚决反对错误倾向、纯洁党的组织,严格划清思想界限、捍卫马克思主义,重视党的纲领的制定、明确党的斗争方向,倡导党内纪律和批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广泛地接触群众、壮大党的革命队伍,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恩格斯晚年展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不能随着时代变化而减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斗争意志,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增强斗争本领,赢得更大荣光。     

上海租界外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职员郭泰纳夫的两部代表作,利用中华民族对立面的观察角度,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演变作了初步的追溯,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租界制度的扩展,首先在中国官员、绅商中萌发出了公开的不满情绪,并不可阻遏的日益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向巴黎和会提出的《希望条件说帖》,第一次锋芒直指外人在华特权,得到了普遍的拥护;此后,国共两党均成为民族主义的热情鼓动者,并迅速获得了最广泛的民意支持;1925年的五卅运动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自信。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纲领,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心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六重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民主逻辑、绩效逻辑和制度逻辑的辩证统一。理论的逻辑是指引,规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性质和方向;实践的逻辑是基础,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初心和使命,反映了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必然性;文化的逻辑是根基,提供了思想支撑、内在动力和实践维度,赋予其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精神标识;民主的逻辑是本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和人民民主的真谛;绩效的逻辑是优势,展现了相对于西方政党制度和苏联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制度的逻辑表明,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执政和参政体制、新的政党制度范式和新的现代治理方式,为世界贡献出政党政治文明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