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和市场"倒逼"机制,紧紧围绕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培育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新抓手,有力推动全省经济实现逆势转型升级。在政府的超前引领下,当前广东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全省新经济增长点逐步显现。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交易所交易基金与成份股市场波动溢出研究

指数化交易和套利行为是否影响到股票市场的稳定性,一直是个焦点问题。基于ETF套利行为,利用VAR模型构造波动率溢出指数,探讨我国ETF与成份股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ETF交易对成份股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且溢出指数波动较为剧烈;ETF与成份股双向的波动溢出在时间上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市值、ETF与成份股的流动性差异是造成ETF向成份股波动溢出的原因,而折溢价率是造成成份股向ETF波动传导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可为指数化投资对标的市场的影响提供新的证据,为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自律协调制度分析

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外汇市场正在由过去的以他律为主转向他律和自律并重，对中国外汇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承载多重使命：该机制既是对汇率市场化 的切实运行，也是对汇率主权的让渡，接受 IMF 2012 年《双边和多边监督的决议》监督，同时遵照《全 球外汇市场准则》《金融市场交易与实务国际准则》进行规范化自律的实践引导。但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的“三锚定价”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需进行自律协调基础上的预期管理和引导：包括央行采用间接的市场化干预手段，通过建议和劝谕，提出相关指导性意见；必要时通过货币政策的松紧调节和利率调整来影响汇率，通过加强资本管制避免离岸市场投机造成汇率过度波动等；而从长远制度构建来看，应通过立法加强外汇市场建设等制度设计来完成市场自律和预期引导的有机结合，为人民币 国际化夯实基础；同时，自律协调制度必须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他举措相协同，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基础。     

美国强势货币政策与人民币自由化

正2016年以来,美元指数下跌幅度达到4%,指标走势从98.84点一度下跌到最低点91点。美联储以加息为宗旨的汇率调节原则十分清晰地展现,美元升值是阶段性不得已为之,美元贬值是策略与战略性结合,其方向非常明确与坚定。市场舆论的强势美元有很多误区与盲点,并非是美联储政策的要     

中国经济:稳增长背后的风险

中国经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而这两个领域基本上又都捆绑在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上,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将深度博弈。稳增长无虞     

国家治理水平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宏观层面入手,以168个国家2002-200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国家治理水平与汇率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考察,对影响汇率制度选择意愿的国家治理因素进行了探索。所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具有保障作用;第二,GDP规模与经济开放程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三,话语自由、政治稳定与高效率的政府是微观经济单位（如企业）能够将偏好于浮动汇率制度的信息传递给国家,并推动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主要渠道。     

价格调节基金:能否平抑物价?

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中国物价波动较大,各地纷纷"重启"价格调节基金。根据我国《立法法》,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否则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征税。就合法性而言,不能用类似于征税的方式来充实基金。因为向生产者和经营者征收,很有可能最后还是通过涨价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决策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人民币必然走向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把双刃剑,利益与风险并存,且面临一系列约束条件。本文根据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WTO汇率机制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

WTO框架下的现行外汇机制排除了世贸组织(WTO)对缔约方之间汇率争端的管辖权。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的过于原则以及对成员方义务的软约束,不同国家间的汇率争端处于无法在国际法层面解决而诉诸政治方式解决的困境中。将影响贸易平衡的汇率问题纳入WTO框架解决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为了摆脱汇率争端所面临的困境,应尽快确立WTO对汇率问题的管辖权,并在程序与实体上对WTO规则进行修订与完善。     

我国超额外汇储备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直接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持有过高外汇储备不仅机会成本过大,而且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削弱,通货膨胀的压力随之加剧。由于对冲策略的不可持续性,必须采取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转变出口导向的外贸战略,完善宏观政策调控手段,加强储备管理,增加实物资产储备等手段解决外汇储备过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