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三个视角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从学术思想的层面、从历史纵深感的层面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从"新法家"的视角看,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古代中国的法家、现代中国的新法家,都有内在的联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吸纳了法家与新法家的思想;从"新宪政"的视角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这个内容可以支撑一种新的中国式宪政;从"新中国"的视角看,"新中国"是一种文明秩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是对"新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秩序的说明。     

逆天而行的法家狂人

曹操因《三国演义》飞人了千家万户,千秋事迹任人评说.随着今天我们对史料的进一步解读,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浮现于当今的学术界,为我们的茶余饭后增添了许多谈资.     

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这个重视教育的国度,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个反智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法家、黄老及法家化的汉儒身上。他尤其认为,汉初黄老学派得势的真正原因不在＂清静无为＂,而在＂得君行道＂,     

新加坡法治的源头

新加坡的法律制度虽然暗合了法家的不少主张,但法家并不是新加坡法治的思想源头。说实话,几乎完全由英文教育的精英所统治的新加坡,恐怕在成为法治国家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人懂得或有兴趣去了解何为"法家思想"。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大特征是它的法治,这一点新加坡自身深以为傲,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李光耀曾经指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法治(rule of law),以法律在今日新加坡社会至高无上的地位来看,可以说这一点并非虚言。     

论先秦法家的道德观

先秦儒法之争,主要体现为二者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法家对“德治”的批判和抵制,是以法治秩序替代传统礼治秩序的一次积极尝试.“汉儒批法”由于将“法”简单地定位于“刑”,从而忽视了法家所固有的道德内涵.事实上,法家并不排斥道德教化在法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法家正是在变革传统政治秩序的努力中,表达出一种以“法”为基本价值准则的独特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念在与传统宗法道德的妥协中,固然强化了传统道德秩序,但也产生了诸多弊端.     

试论法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若干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将会通过介绍一些法家思想,来论述法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意义和影响。     

试论儒家、法家、道家政治思想的斗争与融合

儒家礼治、法家法治、道家无为之治的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它们立足各自的哲学基础争鸣辩论,同时又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共同发展。面对作为思想资源的三家学说,我们应该取之精华,去之糟粕,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     

依法治国的困境与突破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自1997年第一次被提出,至今过去了十五年,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市场经济领域基本走出了无法可依的局面,依法办事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但是依法治国理想在公民心中仍遥不可及。突破目前的困境需要澄清几个误区,包括法治理念的本来意义、宪法的地位、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路径以及对体制文化的反思等。     

战国第一法家——李悝

三家分晋,魏国首先任用李悝变法革新。李悝是名儒子夏的门生,法家始祖。他的成功变法,揭开了战国变法运动的序幕,自此,各个诸侯国纷纷变法求强国。李悝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使中国社会由奴隶贵族世袭制度成功转型到中国封建制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于"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努力,前者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后者的效果则大可置疑。论者多持有历史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的判断,认为其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演变规律,并表现出相信今胜于古的强大自信,殊为不易。这也就是法家政治和社会实践在短期内取得了千古一帝式的成就所在,但转眼间二世而亡。面对巨大的历史教训,有必要对于先秦法家的历史观进行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