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析《商君书》的“数”治思想

本文拟对商君书所蕴涵的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理念或称法家的"数"治思想作了粗略探讨.     

论秦汉时期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演变

秦汉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在完成政权集中之后，制订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沿袭两千余年的政权框架；同时，以非常手段将申韩法家思想奉为意识形态中的圭臬，试图达到政治、意志的双重统一。虽然这种尝试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但这种双重统一的统治思维是积极和可取的。汉朝统治者以秦为师，在总结“苛政亡秦”教训后，采取舒缓渐进手段，从无为到有为，一步步加强了政权和意志的双重统一，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孔孟儒家思想…     

荀子与韩非法治思想之比较

荀子与韩非的法治思想分别代表了战国末期儒、法两家法治思想的特点。荀子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 ,主张“化性起伪” ,建立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法治思想 ;韩非则集前期法家之长 ,从人性自私自为的观点出发 ,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二人的法治思想分别有不同的人性基础 ,在具体内容与立法原则上及对法的地位和作用、法与德的关系上都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成本管理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结合已日益成为众多学者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儒家、法家的管理思想,对创建节约型企业、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对儒家、法家管理思想的精髓进行梳理和剖析,汲取其精华,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有效发挥其在现代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试论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冲突与协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是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把礼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法家以法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认为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因而主张治国必须依赖国家强制力量。处于相同时代背景下的先秦儒法两家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两家的协调与互补成为一种必然。     

毛泽东的法家观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法家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先秦法家的主张。先秦法家偏好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得到了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认同。从1958年直至1975年,特别是在毛泽东晚年,他正式思考法家。毛泽东反复论及法家人物,反复阅读法家文献,以"厚今薄古"概括法家,以"评法批儒"彰显法家,把他对法家的思想认同转化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理解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深化毛泽东研究。从法家的角度来看,法家第三期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毛泽东的法家观及其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描绘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理解法家学说、法家第三期在当代及未来中国的命运。     

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的逻辑自洽性和历史合理性——兼论其利弊得失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以法为本”思想相对于先秦其他士人的相关思想而言,在理论上更加完备,付诸实践则更加易知易行。其“以法为本”思想以普通大众所具有的自利之心为内在根据,以法律制定的现实性与正当性为基础,以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平等性为保障,具有逻辑自洽性。其反对崇古,坚持治国应务法而不务德;反对“势治”和“术治”,坚持“以法为本”,将“势”和“术”统一到“法”中;反对君主“释法用私”,强调君主严格守法,具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具有有利于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依法行政、正确理解与践行德法并举、完善立法的理论养分,应加以借鉴和吸收;其不当之处体现在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完全否定道德的作用,在实践中导致人治和对民众利益的践踏,不利于法治发展,也无益于国家治理。     

法家“以法为本”的管理制度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主张法治的一个学派。所谓“法治”,就是要求以法治国,即要求用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法令作为最高准则,来管理国家和治理天下。这个思想,与儒家的“人治”思想和“礼治”思想很不相同。由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各个诸侯国的当权人物．他们既是管理理论家,又是管理实践者,因此可以说,法家学派是当时与现实的社会管理活动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管理哲学流派。     

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再考察

法家治国方略导致秦朝速亡的通说存在诸多疑问。法家法、势、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以顺应时势、合乎人心的法为基础,以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的势为目标,势和术的运用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而法和术相结合共同增强势即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最高统治者对法家治国方略的理解与运用发生严重偏差,从而导致重大政策失误,法、势、术尽失而致灭亡。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本文从礼与法,德与刑以及以礼入法三个方面来研究。作者认为,这其中主要存在着三组范畴的联系和区别:法律与道德;儒家法思想和法家法思想以及礼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