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的“家”

在古中国和古罗马“家”有共同之处，都是位于公权力的末梢。古中国家父权成为发挥“家”的政治职能的工具；古罗马家父权是家庭王国的主权。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产生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随着专制主义色彩的浓化而不断加强。在古罗马，随着对外疆域的扩张，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家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而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家的政治组织、家族本位色彩日益消褪，并逐渐向维持家庭成员物质和感情生活的价值取向过度。     

道家和法家法律思想中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道家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无为"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在老庄思想中,减少干预、减轻剥削、法律宽和、司法公正及顺应自然等均表达了"无为"的含义,也都体现了某种和谐精神.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均强调只有法治才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富强的基本途径,他们对法治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们强调实施法治要求君主与各级官员必须带头守法、秉公执法、信赏必罚、司法严明、谨守公平原则,并要求严格治吏、循名责实,把官员守法与社会和谐密切结合,对我们通过法治手段建设和谐社会都有参考价值.道家、法家与儒家一样,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均是高度和谐的社会,只是他们为和谐社会的实现而设计的途径有所不同.     

论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选择

众所周知，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法家全盛的秦朝，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的思想地位，并继而成为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也因此而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选择，文中将从儒家化的历史选择过程来说明这些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化特点探析

中国社会自有史以来,历五千余年而不绝,尤其自秦汉形成大一统局面后,其间虽或有暂时分裂之忧、之实,亦有不时出现的积弱与衰落,但最终都走上了统一、富强与复兴之路,这与历代统治者高超的政治社会化技巧是分不开的。古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脉相承、两种方式、三类模式、四大主流思想。     

“证据之王”加冤的背后推手——由法到儒的法律思想转化在刑事司法证据领域之体现

口供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史中占据着"证据之王"的宝座长达一个多世纪,这种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逐渐成就的。     

浅议法家法治思想中的赏罚观

赏罚是法家推行法治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二者相辅相成,交相为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以赏罚并用、信赏必罚,重刑少赏、厚赏重罚,和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等为主要内容的赏罚观与法家法治思想体系中的其他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重新解读我们身边的历史——读刘济生教授《历史的“误”读》有感

对历史,尤其是我们身边的历史,人们都觉得很熟悉,而实际上历史往往并不象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历史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错觉。本文基于人们的这种惯性的历史思维,以分析刘济生教授的《历史的"误"读》为基点,从人们都熟悉的儒家文化和皇权思想出发,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消极因素。     

射不主皮与复尚贯革儒家本位与法家潜流对中国军事思维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商周至秦汉时期军事活动的分析,并结合当时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思维方式,试探文化思想对军事活动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分析商周贵族战争方式的变化,得出两种军事指导思维的模式,并分析其不同。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对军事行为的渗透。说明先秦儒家与法家的军事思想影响中国以后历代的军事思维。试析中华文明中儒家本位对中国大国和平崛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不足。通过全文的内容揭示的中国历代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为现实中国的国际关系提供一管之见。     

初探陈启天的"新法家主义"思想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曾经有过一股"新法家主义"的思潮,主要以醒狮派代表陈启天、常燕生等人为主,强调当时是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实行法家富国强兵政策,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轻重之辨

施刑之轻重是古代中国诉讼文化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商周轻重不一 ,到汉唐趋轻 ,再到宋明清之“重其所重 ,轻其所轻”之特殊形态 ,中国古代展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用刑轻重不定的动态画卷。与之相应 ,源自于儒法两家的关于施刑轻重的理论之争也延展开来。从理论上看 ,刑罚适用之所以总呈现出马鞍型发展轨迹 ,而不能在刑罚适中的主轴线上直线伸展 ,应归之于“势”的发展和所谓早已形成的“三国三典”理论的指导。从总的趋势看 ,与中国古代不断加强的封建专制集权紧密联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