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12）

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

<正> 在距今近九十年的清末民初,当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民刑事纠纷时,法院是如何处理的?其依据的原则是什么?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在华的外国人对这种诉讼活动是一种什么态度?等等。《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它用一份份真实的判决书,向我们显示了一幅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打官司的生动图景,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在华洋诉讼活动中法律运行乃至整个司法制度运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论清末民初四川社会的早期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但与中国内陆其他省份相比 ,四川社会的早期现代化极具典型意义。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 ,由于外力作用 ,清末民初开始的四川社会早期现代化呈畸型方向发展 ,严重加剧了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活脱脱地折射出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近代中国。     

论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

“社会———国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一个新视角,所谓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也随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课题。本文主要考察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阐明清末民间社会的发展变化,已体现出了一系列新的时代特征,在各方面显著拓展了社会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功能。特别是到20世纪初期,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民间社会雏形已初显端倪。这种新型民间社会雏形的出现,并不单纯是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清政府推行“新政”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为新型民间社会雏形的孕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在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都出现了新的发展演变,相互之间开始建构一种新型互动关系机制,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壮举映千秋————清末永宁回民自卫抗清斗争始末

在距永宁县城1．5公里处，有一座远近闻名的清真寺——纳家户清真寺。清真寺占地30余亩，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据载，该寺始建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乾隆三年(1783年)因地震大殿前部被毁，后又修复。一百三十年前，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当地人民积极响应云南大理回民政权和金积马化龙回民义军的号召，揭竿而起，抵抗清廷的欺压与歧视，以纳家户清真寺、王疃庄(今纳家户西门外)为阵地，与清兵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斗争。     

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年)

沈家本是清末修律改革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以往的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局限 ,将沈家本描述成一个孤独的司法英雄和法学天才 ,显然 ,这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也不符合沈家本的真实面目。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通过分析清末国家元场域与司法场域及法学场域等场域间的关系 ,从中揭示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晚清司法场域变迁的逻辑 ,还沈家本以本来面目。     

清末商人法律地位浅析

本文结合清末商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 ,从商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商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机制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末商人法律地位的提高 ,并分析了清末商人法律地位提高的原因。     

试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自开商埠

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政策得到大面积实施 ,既有鸦片战争以来的民间吁请这一历史背景 ,又有政治上保全利益 ,经济上扩充利源等重要动因。此时的自开商埠数量多 ,分布广 ,对区域经济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皆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湖南绅士与清末争、保利权运动

20世纪初 ,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从经济上进一步控制中国 ,掀起了一股掠夺中国路矿利权的狂潮 ,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义愤 ,湖南绅士在这场全国性的收回利权运动中 ,表现出了灵活高超的斗争艺术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的争、保利权运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直接催发了两湖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