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民间订婚婚书习惯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与直隶省的比较

民间订婚婚书不同于官方婚书,在清代被称为“私约”。清末民初,民间往往不遵循官婚书,甚至将官婚书与私约相混淆,将清代律例规定的“务要两家明白通知”的关于身体、身份内容的官婚书,逐渐演变成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内容各异的订婚婚书。这种以凭媒妁、交割财礼为主要内容的订婚婚书,在民间百姓眼中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证与婚书是双方发生纠纷,裁断财礼的退与还的主要证据。司法机关认定订婚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对这一时期的订婚婚书深入研究,对当今订婚财礼纠纷返还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清末领事裁判权与律师制度

清末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纷纷建立各自的领事裁判权,严重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此时我们也看到在外国租界中活跃的外籍律师的风采,对清末传统司法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清末四大奇案之太原奇案

太原奇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说的是太原富豪张百万贪财,将大女儿金姑嫁一垂死病夫,二女玉姑许给纨绔子弟。玉姑性子刚烈,与恋人书生曹文璜逃婚,张财主追至已寡居的金姑家,却抬回一只装着和尚的箱子……     

清末立宪派的“好日子”

世人都说立宪好,日本宪法赛大炮,假设立宪成功了,富国强兵没个跑;世人又说明朝好,资本主义萌芽了;往前又说宋朝好,知识分子地位高。     

浅析清末士绅阶层作为中国宪制进程推动者的历史局限性

清末的士绅阶层是中国宪制发展初期的主力推动者,他们的利弊得失对当代中国的宪制进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传统士绅阶层的源起、中国士绅的社会作用和知识结构及中国士绅阶层不能推动中国宪制良性发展的原因三个方面入手,试图对清末中国士绅阶层作为中国宪制进程推动者的局限性这一问题做出简要的分析,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宪制发展阻力重重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中国清末士绅作为中国宪制进程的首批推动者对中国的宪制发展施加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清末民初广州的女西医群体

清末民初时期,得益于开明风气与正规医学教育的引进,广州形成了全国人数最多的女西医群体。她们有效地为女性减除病患,保护产妇胎儿的生命安全,提高妇女儿童的身体素质,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也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做出多方面的贡献,并为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争取男女平等而不懈努力。     

新中国工此战线的开拓者——李震

李震,原名陈国珍,福建省晋江市人,是新中国早期工业战线的技术开拓者之一。1913年农历十月一日出生于晋江市金井镇溜江村溪尾份一个富足的农民家庭。其家族在清末民初颇为显赫,曾祖辈有兄弟七人,曾祖辈、祖辈不乏有人受到清廷的封赠和旌表。叔祖父陈章笨为菲律宾侨商,事业有成,乐善好施,至今乡中故老尚能缕述,他曾于民国初年捐巨资在家乡建造跨度近50米的溪尾桥。     

清末重臣毓朗和《述德笔记》

承研究清代皇族贵胄谱系专家冯其利先生赠我一册《述德笔记》(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读来饶有兴味,对于了解清末王公贵族的日常起居及参预政局不无裨益。作者爱新觉罗·毓盈,其爵为三等镇国将军,为清末著名的两王三贝勒之一的贝勒毓朗之弟。两王三贝勒均为清末受那拉氏重用、手握权柄之天潢贵胄。两王指醇亲王载沣与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     

清末与民国时期宪法学方法运用状况考察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古代四川人不吃辣

四川人能吃辣、爱吃辣，须臾不离辣椒红油。清末民初邢锦生的《锦城竹枝词》有这么一首：“豆花凉粉妙调和，日日担从市上过。生小女儿偏嗜辣，红油满碗不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