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公约的司法适用--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本文从具体案例入手,笔者主张,我国司法适用国际民商事公约,应以涉外法律关系为必要,在国内法律关系中,一般应适用国内法,在国内法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时,可以参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判案,但是其性质不是适用国际公约,而是将国际公约作为国际通例填补国内法的漏洞.     

乌拉特中旗国家税务局

乌拉特中旗国家税务局成立于1994年。多年来．全局认真贯彻落实“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思想，坚持“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科技加管理”的工作思路，建立健全了各项征管制度，堵塞了税收漏洞。实现了税收征管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初步形成了信息化支持下的征收、管理、稽查分工协作和相互制约的征管格局。     

附属环境刑法规范的立法漏洞及其完善

我国附属环境刑法规范作为环境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防和惩治环境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其在立法上仍存在原则性规定过于宽泛等诸多缺陷。因而,有针对性地从立法层面改进附属环境刑法规范将会大大提高环境刑法的适用效率,增强环境犯罪的惩戒效果。     

民法典视野下我国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

商事习惯作为制定法之后的补充法源,既是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是重要的司法裁判依据。分析既有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在民商合一路径引导下,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将民商事习惯的适用约束机制同质化,商事习惯表现出独立于我国《民法典》第10条的适用路径。然而,商事习惯识别标准的模糊、填补商法漏洞的不足以及与民法规范适用顺位的分歧,影响了商事习惯司法功能的发挥。从我国审判实践出发,应将“习惯”理解为事实上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商事习惯的识别标准应坚持外观性标准和合理性标准。在适用顺位上,商事习惯应优先于民法任意性规范和旨在保护法律关系中弱者的民法强制性规范,以满足商法体系法源的自足性。与此同时,应借助商事习惯填补因商业创新和矫正我国《民法典》对商事活动特殊性关照缺失而产生的商法漏洞,以此助推良好营商环境的塑造。     

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原理与路径

刑事证据规则的调整对象、规则特征与程序性规则有所不同,所以其解释原理也应有所不同。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应当遵循以准确认定事实为核心原则、“非必要,不限制”原则、妥当性优先原则。准确认定事实是刑事证据规则解释中的核心规范目的,其内涵应为不枉不纵;无罪推定原则是对证明责任解释的限制,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无须遵循无罪推定所内涵的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但应当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难以区分的情形视为事实问题,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之一,但人权保障不等于解释结果要有利于被告人;程序法定原则对刑事证据规则解释的限制仅在于不得通过解释而扩充国家刑事司法权力并侵害公民权利。由于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几类主要证据规则所调整的对象及规范目的不同,所以可在遵循上述解释原理的前提下对各类证据规则的解释路径、方法进行类型化的探讨。     

论法律漏洞的填补

法律漏洞的认定开辟了在漏洞领域法官造法的道路。认定和填补法律漏洞首先是从法律本身出发,其次才依据整个法律秩序。法律漏洞填补是法律解释的继续,法的续造若在立法者原本的计划、目的范围之内,性质上乃是漏洞填补。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有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与限缩以及法律发现;而利益衡量是法律的一种解释方法而非法的续造方法。     

警惕“另案处理”下的法律漏洞

“另案处理”本是一个法律专业名词,但因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案而备受媒体关注。在《财经》等媒体的报道中,郑少东案中的重要角色、广东地下钱庄洗钱案主犯连卓钊正是以“另案处理”的名义,顺利躲过审查和起诉而潜逃香港的。     

民法基本原则与商法漏洞填补

对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商业世界来说,商法永远落后于商事实践,商法漏洞是常态和通例。潘德克顿民法体系虽然使制定法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建构唯理主义的践行力,但是成文法对立法和司法逻辑缜密性的追求,使得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填补商法漏洞虽然能够满足逻辑上的自洽,却无法应对商事法律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会损害商业创新和商法的价值追求。商事纠纷的正当裁判和权威裁判客观上要求商法法源的正当性,商法通则作为统领各个商事单行法的基础性法律,以基本原则为基础建立商法规范体系,可以指导和协调各商事单行法,消弭法律冲突,弥补商法漏洞。     

贪污贿赂犯罪的蔓延与有关法律的调整

目前,贪污贿赂犯罪发案率大幅度上升,大案要案持续增长,案件涉及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污贿赂金额越来越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但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法律体系不完备,使得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坚持预防和严惩并重乃是治本之举。     

论法律规范冲突漏洞的填补

冲突漏洞是由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且不能按适用规则进行排解的法律现象,具有冲突性、不可化解性和层次性等特点,是由于价值目标的冲突、社会的变迁、立法者的技术水平等原因而形成的.对于冲突漏洞可以采用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及法益衡量等方法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