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民事证据交换的范围之比较

庭前证据交换的范围一般在两种含义上被加以使用,一是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二是证据交换的证据范围从立法层面上讲,我国是从第一种含义上使用这一话语的。证据交换范围的问题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审判中能够适用的法条极为有限,实际上只有《若干规定》第37条是针对证据交换的启动的法律规定。这与其在理案件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协调的。为此,外国有关证据交换的范围的相关立法为我国提供了一条经验之路。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及其诉讼理念

沉默权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措施。反对自证其罪特权强调控辩双方的平等 ,体现的是程序公正观。反对自证其罪特权使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人权保护获得了空前提高。我国设立的反对自证其罪特权应有若干例外规定     

警惕特权现象的蔓延

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起码的社会公正，整个社会就是扭曲的，和谐社会就是空话。而特权现象从本质上是反社会的，因而是危害社会公正的。     

大清律例与满清统治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并联合各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法律制度，渊源于明朝，其基本的体系和内容与明朝法律制度相同，即所谓“清承明制”。但是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化为了巩固极端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清朝统治者运用法律手段实行高压政策，并且全面保护满族贵族的特权，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空前严厉的镇压措施。这些特点构成了清朝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法律与伦理的契合与冲突——以拒证特权制度为视角

法律天然具有一种道德理性,在其形式的外壳之下,流动着伦理的血液。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出于保护亲情、职业伦理和公务伦理等因素的需要,均确立了拒证特权制度,而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却切断了传统与当代的自然联系。在溯源传统,镜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法律与伦理的契合与冲突,对于探寻我国刑事法律的道德认可和伦理支持的正当性根基,重塑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品格和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权现象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就反特权做专门、详细的研究,但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时,提出了一些反特权思想。而这些主要集中于对辩护、维持资产阶级特权的理论武器以及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文化特权的批判上。     

更对特权首在破解路径依赖

特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地位、身份差别等特殊力量，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享有的特殊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或权利（为某些人特设的权利），这些权力或权利有的为法律所规定，有的则在法律规定之外。其基本特点是建立在对某些权力或权利分配不公平基础上的以权谋私或权利专属，目的都是特权主体用之以谋取私利。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来看，制度僵滞与文化依赖是当前特权存在的重要原因。治理特权首要破解恶性“路径依赖”，强化反特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适应性，实现反特权“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     

董必武：不搞特权

1957年,董必武任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自己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专程护送文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他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     

上期回顾

特权，可以是升官发财路上的无形助力，也可以是生活琐事里的显著优越。它就像一种病灶，深入到社会的细枝末节中。痛恨也好，艳羡也罢，反对特权始终是众多呼声中的最强音。而在每个人的“中国梦”里，大多也包括了对一个权利平等社会的期待。     

罗莎·卢森堡的批评及苏联兴亡的历史验证——兼谈苏联特权阶层问题

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重要的左派理论家,她歌颂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坚定的革命精神,但同时对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列宁领导的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卢森堡的批评许多在苏联兴亡的历史中得到验证.苏联兴亡的经验教训也证明卢森堡的理论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