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告之举证责任新论

基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精神、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和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 ,以及刑事司法具体运作中的实际证明困难 ,本文通过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历史考察 ,主张被告在刑事诉讼中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这并不与无罪推定、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相冲突 ,并探讨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及大致范围。     

证人特权制度的评价与立法建议

证人特权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证人特权制度在维护特定的社会关系方面有其合理性。证人特权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证人资格问题 ;其次是界定证人特权的范围 ,具体包括拒绝自我归罪特权、配偶和近亲属的拒证权、职业秘密特权和公务秘密特权。限制证人特权 ,以防止证人逃避出庭作证的义务 ;保护证人应有的权益 ,以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 ,是证人特权制度的应有之义。因此 ,我们要建立和完善证人特权制度。     

论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所作的修改, 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仍然存在不足。本文从证人作证特权、证人出庭问题、规范交叉询问规则、证人宣誓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为完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提出了相应建议。     

优先购买权的立法比较研究

优先购买权制度是民法上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它打破了民法平等赋权的原则,表现为一种民事特权。对优先购买权进行立法比较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很有必要,而且有助于司法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古典人权观的历史价值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人权”概念,从基本内容来看,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古典人权概念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其中也包括对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人权思想的批判继承。事实证明,对古典人权观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认真分析古典人权观的历史价值,这对建设社会主义人权观的科学体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一、“人”的发现和思想自由之权的凸现 人权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同时,人权原则又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旗帜。当然,这面思想旗帜的诞生是有历史前提的,它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     

论法官地位独立

法官地位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是实现司法独立的前提条件,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予以规定。我国实行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司法领导体制;严格法官任职资格,提高法官整体素质;建立法官身份保障制,物质保障制,特权保障制,以实现我国法官地位独立。     

旧制度下的特权等级及其消亡

至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夕 ,处于封建制末期的法国社会仍然呈现出一种等级的架构。王国境内的大约 2 80 0万居民具有三种不同的法律地位 ,或者说属于三个区别明显的社会等级 ,即教士、贵族和平民。这种等级划分造成个人身份的差异 ,是国民权利不平等的依据。教士和贵族属于特权等级。第三等级为平民 ,由各行业的资产者、工匠、帮工、农民和农奴等组成 ,系非特权等级。交纳人头税是平民身份的政治标记 ,或者说是他们的社会属性。教士 (僧侣 )是王国的第一等级。基督教教会特权地位的形成可追溯到上古末日耳曼人诸部族先后入侵高卢的时代…     

毛泽东反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

毛泽东同志作风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领导干部享受特权,反对特权就像是一根红线始终贯穿于毛泽东作风建设思想中。毛泽东提出了反对领导干部特权化的具体举措,包括身先示范、反对特权化,加强教育、抵制特权化,从严整治、消灭特权化,完善制度、防范特权化。毛泽东反对特权化思想在当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当前反特权必须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教育,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一把手”特权治理困局及其破解路径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目前,一把手权力高度集中,权力配置不科学,权力行使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把手特权法律界定不清,惩罚不严,滋生蔓延趋势严重。因此,必须改革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体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才能有效地治理一把手特权滋生蔓延,防止特权衍生为腐败。     

正当防卫中的“误判特权”及其边界

我国的正当防卫研究亟需改变"重要件内容、轻判断标准"的现状。根据赋权事由与免责事由的区分,正当防卫客观要件判断标准的争议焦点在于,在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肯定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仍享有以受损者的忍受义务为特征的侵入权利。正当防卫误判特权的边界,应当根据归责原理来加以划定:首先,当行为人对侵害的存否发生误判时,由于受损方并未通过任何违法行为制造利益冲突,故应坚持事后的判断标准,否定行为人享有误判特权。其次,当行为人对侵害的严重程度和是否仍在持续发生误判时,由于利益冲突的出现可归责与受损方,故应当采取防卫人个人化的事前标准,在合理误判的范围内承认防卫人享有误判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