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分权学说浅析

洛克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出发,论证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权利的转让,政府的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其实质是立法权和执行权这二权的分离。立法权是最高权力,它不是常设的;执行权只能依法行使,它是常设的。君主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其他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有特权,特权的唯一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利用强力为自己谋私利就导致暴政。人民在统治者不再为他们谋利益时有权收回转让出去的权利,甚至可以用强力推翻与他们为敌的政府。     

人大代表身份问题与人大许可权制度探讨

代表法之所以对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给予特别保护．主要是为了保障代表执行职务不受阻挠,避免其因履行职务而遭受打击报复,并非人大代表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威尼斯和法国专利特权与私权的演化机制及其启示

专利制度演化规律向来是专利制度研究的难点问题,而演化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理论对专利制度深层次演化动因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威尼斯专利特权和法国专利私权制度的历史演变验证了这一模型的解释力和可行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技术、经济和文化的耦合程度不一样,专利制度观念可能呈现不同的形式,但专利制度变迁的主角永远是那些根植于制度框架作出反应的、具有权势优势的行为体。他们基于各自的利益目的构造和形塑了具体制度的内容和制度变迁的方向。     

苏共的反特权斗争及其历史教训

随着苏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苏共反特权的对象也从阶级特权变成了党内特权。苏共执政后的反特权斗争主要经历了列宁、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担任领导人的四个阶段。这些斗争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即苏共没有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没有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没有保持反特权斗争的连续性,最终消解了反特权举措的威慑力,消耗了人民群众的耐心和信心。     

宪法紧急权的模式之争--以美国为例

纵观美国历史,总统在采取紧急措施处置危机的过程中,根据如何看待与宪法、法律关系上的差异,形成了与时代相契合的四种不同的紧急权模式,即严格模式、调适模式、特权模式和法律外模式。在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架构下,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即使在同一次危机中,在对待紧急权的态度上也可能发生很大落差。我们可以通过对它们的互动和论争的分析,管窥美国危机行政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白人性的渊源、内涵与当代论争

20世纪90年代基于反种族主义视角的美国白人研究兴起,使得白人性成为美国社会流行话语。美国白人性是美国白人在对非白人群体的他者化过程中基于体表特征和特权而形成的,其历史渊源可溯至基督教义中的黑白二元对立思想、欧洲殖民主义、黑人奴隶制以及吉姆·克劳法。民权运动之后美国白人社会对肯定性行动等民权措施的抵制以及类似白人受到“逆向歧视”话语的涌现,使得人们认识到研究白人性对于理解美国种族主义问题的重要性,并揭示出美国白人性本身所蕴含的种族身份认同、偏见与特权3层核心内涵。进入21世纪有关白人性内涵和外延的论争已使之成为人们认清和理解当下美国的身份政治、政治极化乃至社会撕裂等真实种族图景的明镜。     

专业技术分层的实证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分工系统所表征的职业分类系统与组织职位系统,都是按照职业和岗位的专业技术类型和水平为依据构建,职业声望排序实质上内涵着职业的专业技术程度.不同职业类别与水平的专业技术因为被不同组织系统赋予相应的职业地位而具有分层的功能.由此形成的职业分层结构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内在机理.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是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环境和条件的转换,持续推进下去将有助于阶层关系的转变.     

莫把公权当特权——谈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操守与情怀

“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全党发出的告诫，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莫把公权当特权的警醒。     

报考公务员先想清楚了

2015年国考报名工作10月15日启动，招录人数在2．22万以上，创历年新高。今年公务员职位还是很多有志青年的人生向往和理想工作。但在这份火热中，要做一些冷静的提醒。在新一届中央大力反腐的今天，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正在深入和全面展开，拥有公权力的岗位和人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制度、规范、法律、政策所制约，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依据、结果等正在被规范和透明监督。总之，因公身份、公权力等产生的特权空间正在被极大压缩。     

以法治之道削弱“制度特权”

人们针对"制度特权"更多指责的是那种游离于制度之外、缺少监督和约束的法外特权,往往忽视了制度以内的特权所带来的危害。制度之内的特权是由长期以来的官僚等级体制以及由权力、身份和财富所决定的超公民权力,它往往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设置初衷,堂而皇之地被纳入制度来加以锁定。但这种超公民权力被制度确认后,由于缺少足够的合理性,以及较少受到制度的监督和制约,极易被特权的享有者超越边界地加以使用,因此亟待逐步加以削弱。削弱制度特权,需要严密的顶层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革命式地反对制度特权,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效果,很可能是无果而终,搞不好甚至还会走向极端的反面。因此,以法治之道将制度特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应当是改革的目标,它有赖于在更大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将创造机会均等作为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