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何时照我还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公元1050年夏，王安石任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期满，离任返回故乡江西临川，途径杭州，登高望远，写下了这首《登飞来峰》。     

一念过差 足丧生平之善

送一礼,重打二十大板,赶出大门;献一智,赏给百两纹银,待为上宾。此句出自商代。早在商朝时代,顾协任中书通事舍人,位高权大。一次他的得意门生梁生有事相求,送礼行贿。顾协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疾书此句。写毕掷笔于地,命人将梁生打将出去。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语出《鹤林·玉露)中“一钱斩吏”的故事。崇阳县某县令,一日见一库吏从库中出,鬓旁巾下夹有一枚钱,追问之,始知是从库内所拿,便要打吏。库吏不从,勃然大怒说:“一钱何足道,因此就要打我吗?你能打我,不能杀我的。”县令拿过笔来,写下了上述四句判词,于是,拔剑斩其…     

王安石诗歌的书卷气

浓厚的书卷气是王安石诗歌的一大特色,表现为用典使事的磅礴恣肆、不避深僻。对自然意象的人格化描写以及唯美的认知视角、讲究属对的精切和用字琢句的工巧,也是王安石诗歌书卷气的重要表征。题材处理的特殊方式,反映了作者独特的审美倾向和写作优势,既赋予诗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体现出学者型文人渊博的学识和对学问本身的崇尚。     

漫谈苏东坡传记(下)

作品首先塑造了一个政治家的苏东坡。作为才华横溢,见识不俗的青年政治才俊苏东坡进入北宋朝廷,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他却没有站在皇帝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而是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变法,才会被那些所谓“改革派”排挤,贬谪到杭州。从传记作品描写看,这个时期的苏轼,虽然有热情,有抱负,有担当,敢直言,但与王安石相比,就显露出了政治还缺少远见和思想还处于较稚嫩阶段的问题。     

“压力即动力”辨

重温王安石《伤仲永》一文,读至“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颇有感慨,明明5岁时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让众人感到才华出众的方仲永,为何随着年龄的增长,竟然每况愈下,终至平庸之辈了呢?这不得不引人深思。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其父“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的强大压力下,方仲永难以静下心来继续精进。     

王安石改革理论述论

王安石集政治改革家和哲学家于一身,这一优势,使他立足于哲学思维的高度,从改革的合理性、必然性、现实性和迫切性,以及与改革相适应的因时变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建构了完整的改革理论的体系。王安石以这一理论,支撑着自己坚定的改革信念和改革决心,系统地批判各种反对改革的言论。王安石对改革理论的建树,成为中国古代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儒对“一贯”和“忠恕”的不同诠释

汉唐经学并不太注意“忠恕”和“一以贯之”的关系问题。北宋道德性命之学兴起后,宋儒多将一贯的“一”等同为道,而“忠恕”并非一贯之道也就成为一种流行见解,曾子也因此而被认为并未明道,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和陈祥道的新学解释之中。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二苏和不少程门后学都将忠恕视为曾子训导门人的转语,但二程则通过繁复的理论建构来肯定忠恕可以诠释一贯。朱熹批判性地兼采了这两种思路,他既借鉴二程以体用来理解一贯和忠恕,但又极力强调《中庸》之“忠恕”的实践力度,创造性地为曾子的一唯之对铺垫了《大学》格物致知苦学积累的前奏。     

千古“忧乐”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曾经率军有效抗击西夏,后官至参知政事,并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导,真正做到了"出将入相"。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范仲淹应挚友滕宗谅之邀,挥笔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抒发人生感慨道。     

拗相公王安石

王安石有个绰号——“拗相公”。“拗”字，在汉语里是倔强、偏执的意思，是说此人性格古怪，品行异于常人。王安石被人称作“拗相公”，还由于他主持的那场变法伤害了很多人，可他就是不听人劝，一意孤行。可见，“拗”字用在他身上，是个贬义词。     

古代“政务公开”不给力

今天我们强调“政务公开”,如果将之理解为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使公众都能知晓,从而提升政府运作透明度的话,那么这种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古已有之的。 “以民察官” 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政府思路，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听取并应对民众的反馈与要求，不仅有利于政策推行和政令实施，而且还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王安石推行新政，先通令“榜之诸县，凡民所未便，皆得自陈”；司马光反对新政，也倡言明下诏书，“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无一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