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打造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应用技术型大学——闽江学院将思政教育融入新时代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

【调研背景】"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立足福州、面向市场、注重质量、突出应用""要切切实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科学技术服务生产""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主导思想,多形式地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高瞻远瞩的办学思想是学校改革发展的指路明灯,是学校不断前行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探索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有益经验,日前,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新闻分会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对闽江学院将思政教育融入新时代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进行了深入调研。     

聚焦“六个环境”建设营商环境新高地

通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吉林省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和全省营商环境大会精神,以"三一三无"的"通·通办"服务品牌为理念,以"五通六办"为机制,以"十大行动、百项工程"为保障,聚焦"六个环境",着力将通化市建设成"体制顺、机制活、政策好、审批少、手续简、成本低、服务优、办事畅、效率高"的营商环境新高地,打造一方投资兴业沃土。     

回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法律成果

背景在2001年7月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为我国完善奥林匹克法律体系,全面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既创造了难得机遇,也提出了急迫需求。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依法筹备和组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包括认真履行以《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为核心的国际承诺,及时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残奥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氛围。北京奥组委制定并实施了《北京奥组委工作规则》,并把开展工作作为筹办和组织奥运会、残奥会的基本原则。     

新时代公安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理念与教育思路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在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面临新挑战和新需要的背景下，公安高职院校的发展应当主动适应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发展和需求，建立起以应用型、实战型复合人才为导向的培养模式。通过深度发挥公安高等教育的行业特色和行业优势，完善以课程思政为引领的教育策略，从而全面打造实战应用型公安人才培养新模式，这对于提升公安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实践效果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

数字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不仅是科技和法学的深度融合，而且是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和新法治实践的全面整合。根据数字技术在其中的角色，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可区分为对象论和工具论，对象论主要包括要素层、平台层和产出层，工具论侧重于数字技术赋能法学研究和法律适用两类场景。数字法学的主要方法可二分为围绕规范展开和数据建模驱动，前者通过解释或重构法律规范取得成果，后者主要以定义任务设计模型满足需求。数字法学将带来法学教育的变革，亟需培养文理兼修、面向数字智能未来的数字法治人才。     

《监察法》实施中的证据衔接问题

从证据与程序的关系看,证据不仅需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还是一种法律程序产品,是一系列法律行为后产生的某种结果。不同法律程序在程序目的、程序性质、程序保障、程序严格性等方面存在不同,上述差异影响和塑造了不同性质的证据,进而产生了证据衔接的问题。《监察法》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适用《监察法》及相关规定,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也面临着衔接的问题。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侦查程序相比,在规范密度、权力行使、程序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前的立法框架下,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证据时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助于优化监察调查的程序环境,为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有效衔接提供正当性。     

《党课参考》:成长路上你我同行

自2017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党课参考》一直陪伴着我。工作之余,我了解方针政策、获取党务知识、提高理论水平的渠道大多源于《党课参考》。可以说,《党课参考》与我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在过去的2019年中,《党课参考》先后推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特辑》《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课特辑》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党课等,为我指明了方向。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